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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
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
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械斗”。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
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
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
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
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
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如今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
随后，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
尽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可举荐李德裕入相这件事，却让李宗闵始终耿耿于怀。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划归李党。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便借故将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党遭到清洗的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李宗闵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机会攫取权力、排斥异己。为了区别于“李党”，历史上就把这一强势崛起的阵营称为“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一时间，“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旧唐书·李宗闵传》）
没有人会料到，元和三年的那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小蝴蝶无意间扇动了一下翅膀，竟然会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政治风暴。
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相继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便会擢升本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对另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势易，另一党便会卷土重来，对掌权的这一党实施反攻倒算……
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李二党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频上演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雷同的历史大戏。
直至牛、李二党的党魁去世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相互攻讦，倾轧不止。
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械斗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党人弃之不顾，唯有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
如此恶劣的党派斗争，对于早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着一个朋党之争。它们就像三具重轭，沉沉压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头。
年轻的文宗李昂就这样在历史的重负下踉跄前行。
他的眼神迷惘而无助。
他的前方，危机四伏……
【流产的“除阉计划”】
文宗李昂有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和穆、敬二宗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窝囊天子。尽管他比父兄更自律、更勤政、更有志向，可这个世界历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如果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你说你多努力都没人会相信，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自从即位以来，李昂发现自己多当一天皇帝，就会多一分无力之感——面对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他无力；面对甚嚣尘上的文臣党争，他无力；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他更无力。
在这三者中，藩镇和朋党固然可恶，但李昂多少还能容忍，毕竟他们不会直接颠覆他的帝位，危及他的生命，充其量只能算是远患。让李昂感到最可恨也最可怕的，其实是擅权乱政的宦官。
李昂心里很清楚，宪宗和敬宗都是死在宦官手里的，这是李唐皇族的奇耻大辱，更是不可忘怀的血海深仇；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李昂自己偏偏又是宦官拥立的，假如没有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弑逆犯上，也就不可能有李昂的今天。这笔糊涂账，到底该怎么算？
也许，只能把恩和仇分开来算。
李昂登基后，为了报答王守澄的拥立之功，不得不让他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又拜其为骠骑大将军，可谓荣宠备至。王守澄从此一手遮天，不仅招权纳贿，而且肆意干预朝政，俨然已有架空皇帝之势。
对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如今，该报的“恩”，李昂都已经报答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报仇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李昂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剪除宦官了。这不光是为宪、敬二宗报仇的问题，更是李昂必须采取的自保之策。原因很简单，既然这些肆无忌惮的阉宦当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宪、敬二宗，如今他们也可以随时随刻取他李昂的性命，另行拥立天子。
只要他们觉得有动手的必要，估计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所以，李昂知道，自己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迟早有一天会步宪、敬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
对付宦官是一件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情，需要有胆识、有能力、并具备高度忠诚的人来承担，否则，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然而，让李昂深感无奈的是——他身边几乎无人可用。
如今，上至宰相，下至文武百官，几乎都在忙于党争和倾轧，而且大多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中找出一个背景清白、忠诚能干的人，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所幸，文宗李昂找了整整三年，终于找到了一个。
此人名叫宋申锡，时任翰林学士。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李昂觉得此人沉稳干练、忠实可靠，应该可以委以重任。有一天，李昂单独召见宋申锡，鼓足勇气向他发出了试探。这种试探是相当含混的。就像一个内心炽热而外表矜持的窈窕淑女，对某郎君芳心暗许却又不敢直言表白，只好向他抛出那种若有似无、欲说还休的媚眼。
尽管天子的这个“媚眼”抛得有些暧昧，可聪明的宋申锡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读懂了。他当即表态，应该想办法逐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并最终做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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