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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裴冕等人又连续劝进，李亨当然是一一拒绝。直到他们递上第五封劝进书的时候，李亨才勉为其难地点头同意。
在中国古代，很多人要当皇帝的时候，都需要手下人跟他们一起玩这套“欲迎还拒，一唱三叹”的劝进游戏。像李亨这种非正常即位的皇帝，当然更需要这套东西来弥补合法性的不足。别人往往是“三劝”就把屁股挪到皇帝宝座上了，而李亨足足“五劝”！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七月十二日，亦即抵达灵武的三天后，李亨在灵武郡城的南楼举办了一场并不隆重，甚至略显寒碜的登基大典，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新一任天子。后世按其庙号，称其为唐肃宗。
在登基大典上，群臣欢喜舞蹈，李亨也留下了百感交集的泪水。
同日，李亨改元“至德”，遥尊远在巴蜀的玄宗为太上皇。
对此毫不知情的玄宗李隆基就这样“被退位”了，属于他的天宝时代也就此成为了历史。当然，除了朔方的军民，基本上没人知道大唐天子已经从李隆基变成了李亨，更不知道这一年的年号已经从“天宝”变成了“至德”。
即位当天，肃宗便任命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为中书舍人，其他将吏也各有任命。制度草创之际，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当时的肃宗麾下，仅有文武官员二十多人，上朝的时候，官员们都站得稀稀拉拉的，怎么看都是个山寨版的朝廷。
当时有一个朔方将领叫管崇嗣，根本没把这个山寨版朝廷当一回事，上朝时居然背对肃宗而坐，还跟其他人嘻嘻哈哈开玩笑。监察御史李勉见状，立刻发起弹劾，并把管崇嗣关进了御史台监狱。肃宗李亨马上表扬了这个敢于执法的御史，说：“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当天就把管崇嗣放了。
值此非常时期，李亨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武将治罪。不管天子尊严受到了多大的蔑视，他也只能忍着；不管眼下的局面有多么艰难和窘迫，他也只能撑着。
作为一个身逢乱世并且是非正常即位的天子，李亨别无选择。
有趣的是，就在肃宗灵武即位的三天后，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退位”的玄宗还在普安（今四川剑阁县）发布了一道诏书，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兼任“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命他“南取长安、洛阳”；同时任命另外几个儿子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为各个方面的节度大使（皆一人统领数道），并授予他们“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之权。也就是说，此时的玄宗仍然以皇帝的身份在进行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仍然试图以遥控的方式领导四方的平叛力量。
这是唐朝历史上颇富戏剧性的一幕。
儿子不待传位而自行登基，尊父亲为太上皇；父亲却仍以皇帝自居，封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同一时刻，帝国出现了两位天子、两个朝廷、两个权力核心、两套施政体系。于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出现了——到底谁该听谁的？
玄宗仓皇逃离长安时，四方臣民都不知道皇帝去了哪里，直到这份诏书发布，人们才知道天子所在何处。可是，就在接到玄宗诏书的同时，太子灵武即位的消息也已传遍四方，李唐的臣民们不禁纳闷——往后的日子，我们又该听谁的？
【灵武：帝国的灵魂】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二十八日，玄宗一行历经艰险，终于抵达此次流亡的终点站——成都。随同他抵达成都的扈从官员和禁军将士，只有一千三百人。
为时四十多天的流亡生涯宣告结束。回想起一路上所经历的饥饿、疲惫、忧愁、恐惧、痛苦、哀伤，玄宗的心情真是久久难以平静。
八月二日，玄宗发布了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似乎是要与天下人分享他劫后余生的喜悦。同一天，河北官员第五琦（“第五”是复姓）入蜀觐见，向玄宗奏报说，平叛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帝国的财赋重镇在江淮地区，如果玄宗授予他相应职位，让他专门负责管理江淮财赋，他保证能为各地的平叛官兵提供源源不断的军费。玄宗闻奏，欣然授予第五琦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之职。
而在此之前，玄宗在入蜀的一路上已经先后任命崔圆、房琯、崔涣为宰相，对流亡朝廷的权力高层进行了必要的重组。种种迹象表明，从马嵬驿之变后，玄宗显然一直在努力走出事变的阴影，并一直在尝试着重新履行一个皇帝的职责。再结合玄宗在普安发布的那道具有战略意义的诏书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刻的玄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和从容，并且已经作好了“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充分准备。
然而，历史老儿却在这时候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八月十二日，几个来自灵武的使者风尘仆仆地抵达成都，给玄宗带来了太子李亨已于一个月前在灵武即位的消息。
尽管马嵬分兵的那一刻，玄宗对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或多或少有所预感，可当它真的到来时，玄宗还是感到了极大的意外和震惊。
当然，他没有让内心的惊愕流露在脸上。
事实上，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已经四十四年的皇帝，作为一个经验极度丰富的政治家，玄宗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思想上完成了自我说服的工作，在心态上完成了从皇帝到太上皇的角色转换。因为他知道——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正值盛年的儿子李亨肯定比他这个七十老翁更适合作为戡乱平叛的领袖，也更有可能带领李唐臣民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尽管李亨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让他很有些不爽和纠结，可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玄宗也只能面对现实，把内心的种种负面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以大局为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的政治利益之上。
因此，当灵武使者不无忐忑地向玄宗呈上太子的奏章时，玄宗立刻报以一个宽宏而豁达的笑容，同时一脸欣慰地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八月十六日，玄宗最后一次以皇帝身份发布诏书，宣称自即日起，由他发布的公文不再称为诏书或敕令，而称为“诰”；皇帝向他呈送表疏时，一律称他为太上皇。此外，所有军国大事，一概交由皇帝裁决，事后再向他奏报；一旦收复长安，他就不再过问任何政务。
八月十八日，玄宗又命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携带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代表他前往灵武，正式册封李亨为帝。
短短几天之内，玄宗就快速启动了皇权交接的程序，把手中的权力全盘移交给了李亨，仅仅保留了对军国大事的知情权，而且这个有限的权力还是有时效性的，一旦回到长安就自动取消。也就是说，一旦天下稍定，玄宗就要作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太上皇，彻底淡出帝国的政治舞台。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谢幕姿态。
玄宗并非不喜欢权力，也并非不眷恋这块由他主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可他最后还是果断地选择了退出，并且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仅此一点，他就比历史上那些死到临头还抱着权力不撒手的皇帝强多了。虽然玄宗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形势所迫，但假如他丝毫没有放权的念头和急流勇退的智慧，也绝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这么完美的谢幕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玄宗李隆基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尽管由于他晚年的荒疏朝政和骄奢淫逸，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可当他一旦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一个杰出政治家所特有的那种智慧与胸襟。
简言之，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往往要同时具备两种素质：一是拿得起，二是放得下。
在某些时候，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自从潼关失守后，河北战场的形势就随之出现了重大逆转。
本来，郭子仪和李光弼已经完全掌握了河北战场的主动权，正在博陵围攻史思明，下一步计划就是直捣范阳；而唐朝的平卢节度使刘正臣也正准备自柳城南下，与郭、李兵团遥相呼应，夹攻燕军老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潼关失陷的消息传到了河北。考虑到京师和天子的安危，郭子仪和李光弼不得不解除博陵之围，率主力撤出河北战场，自井陉口退回河东，以备随时回援关中。
唐军一撤，史思明立刻尾随追击，却被李光弼击退。史思明在李光弼这儿捞不到便宜，马上又掉头北上，攻击平卢的刘正臣。刘正臣没料到燕军会主动出击，被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