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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玄宗自然是满心欢喜。
即便民间颇受其弊，很多老百姓也被搞得苦不堪言，可玄宗看不见这一切，只看见了宇文融的显著政绩。当时有个地方官曾上疏朝廷，力陈括户政策导致的各种弊端，却旋即遭到贬谪。不久，又有一个户部侍郎据实上奏，称此次括户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但奏章一上，又被玄宗贬出了朝廷。此后，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对此多说一个字，而宇文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玄宗最倚重的财政专家。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八月，宇文融荣升御史中丞，并以“劝农使”的身份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工作。面对这个天子宠臣，各州县官吏拼命巴结，不管政务大小，一律先禀告宇文融，然后再上奏中书省；朝廷有关部司也都不敢随意批复，总是眼巴巴地等到宇文融拿出处理意见后，才敢作出裁决。
一时间，宇文融俨然成了无冕宰相。
眼看宇文融权势日隆，张说当然是极度不爽，于是处处给宇文融小鞋穿。此后，凡是宇文融提出的议案和建言，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张说的推翻和否决。
正在春风得意的宇文融，当然受不了张说的打压，遂将其视为头号政敌，处心积虑想把他搞垮。
就这样，张说和宇文融结下了梁子。
不过，假如张说只是得罪了一个宇文融，恐怕也不至于落到锒铛入狱的下场。他毕竟是首席宰相，无论是资历、威望、贡献，还是天子宠信，哪一点都胜过宇文融。所以，导致张说败落的主要原因，其实也还不是出在宇文融身上。尽管最后出面扳倒张说的人是宇文融，可如果不是张说自己身上出了非常大的纰漏，不管宇文融再怎么使劲，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他送进监狱。
那么，张说到底出了什么纰漏呢？
说到底，还是封禅惹的祸。
虽然策划封禅是张说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件事，但是，世间万事总是利弊相生。张说虽然通过封禅成就了不世之功，但也恰恰是因为封禅酿成了不虞之祸。
准确地说，是张说在此次封禅中犯了众怒，把不该得罪的人全都得罪光了。
从封禅动议刚一提出来，张说就和另一个宰相源乾曜干上了。
源乾曜本来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不管是以前的姚崇，后来的张嘉贞，还是现在的张说，源乾曜都心甘情愿给他们当绿叶，老老实实无怨无悔，什么事都顺着他们，从没和他们急过眼。可这次不一样，这是封禅！事情太大了，他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源乾曜的看法是：封禅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物、财力，既劳民伤财又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所以能不搞就不要搞。
然而，一贯目中无人的张说根本不把源乾曜当一回事，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在劝请的奏章中，每一次都把源乾曜的名字强行署了上去，简直有点绑架的意味。源乾曜虽然对此无可奈何，但从此对张说极为不满。所以，当后来源乾曜成为张说一案的主审官时，就公事公办，据实上奏，一点情面也不讲，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除了触怒源乾曜之外，张说也触怒了朝中的文武百官。
由于封禅是件普天同庆的大事，所以相关的制度规定，凡是陪同天子上泰山的礼官，不管之前的官阶多高，一旦参与了盛典，天子就予以“推恩”，一律超拔为五品官。而满朝文武那么多人，当然不可能都以礼官的身份上去。所以，谁能上谁不能上，就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
这个标准谁来定？
当然是张说。
如果你是张说的亲信、朋友、亲戚，或是中书门下的官员，平时又很会巴结老大，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用礼官的身份上去了。就算你原来是九品，爬一回泰山你就“通贵”①了，胜过你奋斗大半辈子。
假如你完全不符合上述条件，是不是就没戏了？
不，你还可以临时抱佛脚，揣上一些黄白之物或者贵重珍玩去拜访一趟张老大。倘若分量不是太轻的话，那也要恭喜你，你也可以“通贵”了。
这就是封禅背后的猫腻。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光鲜亮丽的事情背后藏有如许见不得人的猫腻，满朝文武的眼睛自然就会像探照灯一样，牢牢锁定在张说身上。所以，当随同天子登山的人员名单一公布，百官立刻炸开了锅，纷纷指责张说滥用职权，营私舞弊。
其实，早在张说公布这份名单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下属提醒过他了，说这么干太过招摇，恐怕会惹来众怒，力劝张说三思后行。
这个下属就是后来的著名宰相张九龄，其时官任中书舍人，因富有文学才华而深受张说赏识。
可是，一贯专横的张说并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谏，还是一意孤行地把名单公布了，于是就把满朝文武全给得罪了。
在得罪文武百官的同时，张说还得罪了另外一大拨人。从人数上看，这拨人的数量最大，所以他们形成的舆论力量自然也不可小觑。
这拨人就是护卫天子出行的数万士卒。
整个封禅行动，最辛苦的莫过于这些当兵的。朝廷官员乘车骑马，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步行；夜里当官的都睡了，他们还要站岗放哨、巡逻值夜。所以，几乎每个士兵都认为，封禅结束后，他们肯定会得到一笔丰厚的赏赐。
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由于封禅活动耗费甚巨，张说为了节省经费，就只给士兵们“加勋”，而没有发放任何物质上的赏赐。这些当兵的眼巴巴地盼着赏钱，结果只盼来了没有任何鸟用的荣誉称号，一个个肺都气炸了，拼命在心里问候张说的祖宗十八代。
“由是，中外怨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就这样，张说把参与封禅的人几乎都得罪光了。
可纵然如此，也还不是张说败落的最主要原因。
假如张说因策划封禅而进一步受到玄宗宠信的话，那么就算天下人都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最后也还是奈何不了他。换句话说，只要哄得皇帝开心，把天下人全得罪了又有何妨？就算天塌下来也有皇帝顶着！
然而，张说的不幸在于——就连他竭尽全力要讨好的天子，最后也对他产生了不满。
这才是最要命的。
玄宗之所以对张说不满，就是因为他在拟定登山名单的事情上太过独断专行了。
就在封禅礼毕的几天后，玄宗大宴群臣，席间有一个穿五品大红官服的年轻官员引起了玄宗的注意。
这个年轻人是张说的女婿，名叫郑镒。
玄宗记得很清楚，郑镒本来只是一个九品官，印象中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为何短短几天就连升四品了呢？
玄宗随即把郑镒叫到跟前，问他突然升官的原因。郑镒面红耳赤，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还是玄宗身边一个叫黄幡绰的优伶帮他作了回答。
黄幡绰不无讥讽地笑着说：“此泰山之力也！”（段成式《酉阳杂俎》）
这句话既是在提醒玄宗，这个郑镒就是前几天在泰山顶上被“推恩”授官的人之一，同时也是在暗讽郑镒，说他纯粹是靠岳父的关系才得以连升四级的。后人之所以称岳父为泰山，其典故正出于此。
玄宗闻言，心里大为不快。
敢情那天跟自己同登泰山的所谓“礼官”，都是张说的亲党啊？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吗？！
由此，玄宗对张说的倚重和信任之情大打折扣。
自从封禅归来，张说表面上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其实明眼人不难发现——张说已经失去天子的信任了。
开元十四年二月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证明张说的失宠。
当时，玄宗征召河南尹崔隐甫入朝，准备授予他御史大夫的要职。张说认为此人粗鄙无文，便奏请玄宗改任其为金吾大将军，同时推荐了另一个人选。
这个人就是几年前因贪赃受贿而遭贬谪的崔日知，据说与张说私交甚笃。
张说的奏章呈上后，玄宗愤怒了。
好你个张说！朕看中的人你认为粗鄙，可你自己推荐的又是什么货色？一个品行不端的腐败官员！就因为和你张说是好友，你就敢公然推荐他担任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什么官？是监察百官的官！一个连自己品行都有问题的官，又如何监察百官？朕把中书令的大权交到你张说手上，难道就是让你这么干的？！
玄宗断然否决了张说的提议，还是依照原计划把崔隐甫调到了中央，担任御史大夫。
崔隐甫走马上任之后，听说自己差一点被张说搞掉，当然对他恨之入骨。
就这样，张说又多了一个仇敌。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张说基本上是自绝于人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