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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盛世修书（修史）的传统。
无论哪朝哪代，帝王和士大夫们总是把此举视为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的象征，并以此作为衡量盛世的主要标准之一。远的暂且不说，仅以唐初的贞观时代而论，在唐太宗治下的短短二十余年间，官方修纂的前代正史就多达八种，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堪称规模空前的一大文化盛举。唐代以后，每逢国力较为强盛的时候，官方就会适时启动庞大的修书计划，而且往往一代比一代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种类更多，卷帙更繁。比如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四库全书》等，无不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彰显其盛世气象而倾力为之的重大文化成果。
而唐玄宗之所以起用张说，其主要目的之一，当然也是为了让这个“一代文宗”能够在“文治”上作出贡献。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玄宗创办了丽正书院（两年后更名为集贤殿书院），由张说领衔，担任“修书使”主持院事，然后汇聚当时的文学英才（其中就有著名诗人贺知章），以四部分类法对古籍进行全面的编校整理，同时承担为皇帝讲解经史的职能。书院成立后，玄宗特意交代有关部门，一定要为书院提供最好的设施和条件，并为院士们提供最优厚的待遇。
由张说领导的这个书院，既是当时最具权威的文化机构和思想库，也是皇帝的决策咨询机构和智囊团，同时更是推进文治，铺排盛世风光的主阵地。说白了，其政治宣传的功能并不亚于文化建设的功能，甚至前者的色彩远比后者更浓。
史称张说“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旧唐书·张说传》）。这“粉饰盛时”四个字，就是玄宗赋予集贤院的主要政治使命。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玄宗的意图。
当时，有个别政治嗅觉比较迟钝的朝臣，对书院的创办就持否定态度。尤其是看到那些院士们一个个既尊贵，又清闲，还能享受高额津贴，有人就更是眼红得要命。比如一个叫陆坚的中书舍人，就曾经在朝会上公开发牢骚，说这些院士都是吃干饭的，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徒然浪费国家资源而已，还说他一定要上疏，奏请皇帝撤销书院。
张说听说后，亲自去找陆坚，当面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这段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国家太平无事之时，通常都会大兴土木，纵情声色。可惟独当今天子能够尊崇儒学，延揽文士，研究古籍，阐扬经典，这么做对国家大有裨益，相应的花费实在算不上什么。可见陆先生您说的那些话，是何其无知、何其狭隘啊！很显然，张说这番话，表面上是说给陆坚听的，其实是说给玄宗听的。
玄宗得知此事后，当然对张说非常满意，也对他越发倚重。而那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陆坚，则引起了玄宗的强烈反感，这辈子要想再升官，估计是比登天还难了。
张说自从取代张嘉贞成为中书令后，就成了帝国的首席宰相，然而在他看来，自己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很多无形的制约，难以放开手脚。
让他感到掣肘的，并不是具体的哪个部门或官员，而是唐朝的宰相制度本身。
唐代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大多数时候，宰相都在六至十人之间。这些宰相本身都是三省或六部的长官，上午在“政事堂”集中议政，下午各回本省或本部办公，所以都是兼职宰相。而政事堂也只是举行联席会议的场所，并不是凌驾于三省六部的决策机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集思广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个别宰相大权独揽。此外，从机构职能来看，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驳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之间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也能有效防止宰相专权。
尽管到了玄宗时代，宰相名额已缩减为二至三人，首席宰相的权力也已远远大于初唐时期，但是制度的惯性力量仍在，所以就算是首席宰相，在具体工作中也还是会受到很多限制。
为此，张说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改革计划。
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在得到玄宗的批准后，“政事堂”被取消，改为“中书门下”，同时下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管各项政务。
这是大唐立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行政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引起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名称那么简单，而是从一个议政场所变成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次，无论宰相是三省长官还是六部尚书，也都由兼职变成了专职，从此不需要在宰相官署和本司之间两头跑。“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旧唐书·杨国忠传》）；最后，中书省和门下省成为一个联合的宰相官署，就意味着把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取消了；同时，五房的行政职能又基本对应于尚书省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就相当于把尚书省的行政权力也架空了。如此一来，中书门下既是最高决策机构，又兼具最高行政机构的职能，首席宰相便可以随时绕开六部，让五房直接贯彻他的政策意图了。
上述三点变化，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三省分工趋于模糊，分权体制宣告瓦解，首席宰相一人独大。
这项改革的好处是：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彻底杜绝扯皮、推诿等现象，可以迅速而高效地执行皇帝和宰相的政令。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极易导致宰相专权。若干年之后，大唐帝国之所以会出现一个独揽朝纲十九年的权相李林甫，未尝不是此次改革埋下的祸根。
完成上述这几项重大改革后，张说就步入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了。此时的张说上有天子宠信，下有百官拥戴，要声望有声望，要政绩有政绩，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真可谓万事顺遂，风光无限。
一般人走到这一步，肯定会感到心满意足了。可是，张说并不满足。对他来讲，这一切固然令人自豪，却不足以令他止步。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什么事？
封禅。准确地说，是由他牵头，帮助玄宗完成泰山封禅。在张说看来，只有做完这件事，他才能以一个盛世贤相的光辉姿态当之无愧地走进青史。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十一月，张说“首建封禅之议”，满朝文武群起响应，“屡上表请封禅”。（《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一再表示谦让，而张说则率领百官和四方文学之士再三请愿，“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旧唐书·礼仪志三》）
在作足了一番姿态后，玄宗才颁下一道《允行封禅诏》，宣布将于来年十一月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封禅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祭祀天地的大典，是帝王“受天命，告成功”的重大仪式。古人认为，只有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帝王贤明、天下大治的情况下，才有资格举行封禅。用张说在《大唐封祀坛颂》中的话来说，就是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意思是政权必须具备正统性与合法性；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亦即天下太平，国力强盛；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指帝王必须具备高尚圣明、崇文重道的品德。
在张说看来，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举行封禅才能名实相副。“是谓与天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禅，人且未许，其如天何！”（《全唐文》卷二二一）
正是由于条件如此苛刻，所以在唐朝之前，举行过封禅大典的皇帝只有三个：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此后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而无人敢行封禅。迄至唐代，太宗君臣亦曾有过封禅之议，最后却因各种原因不得不取消。直到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李治凭借太宗李世民缔造的盛世余威，才以守成之主的身份举行了泰山封禅，但后人普遍认为他不具备封禅的资格，称其“封岱礼天，其德不类”（《旧唐书·高宗本纪》）。至于女皇武曌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举行的嵩山封禅，更是因其女主身份而得不到后人的认同。
而作为大唐历史上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