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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而今，朝野怨声载道，海内众口沸腾，臣等担心会激发事变，陛下不可不慎啊！”
太平公主在关键时刻打出这张牌，目的有二。
首先，是利用斜封官的事情把姚崇和宋璟搞臭。她授意心腹说这番话，就是在暗示睿宗，姚、宋二人之所以花那么大力气罢黜斜封官，其实并不是出于公心，而是为了沽名钓誉，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
其次，斜封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太平公主的人，这些人被逐出朝廷，无疑大大削弱了她的势力。所以，如果能在离开长安之前把姚崇和宋璟搞下台，把自己的人重新弄回朝廷，那样既可收买人心，又能遥控朝中局势，还能为她日后回朝铺平道路，可谓一石三鸟。
就像太平公主所预料的那样，听完崔、薛二人的一席话，李旦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就在李旦满腹狐疑，忧心忡忡的当口，太平公主又以辞行为由亲自入宫，极力强调罢黜斜封官的种种弊端，把睿宗李旦说得频频点头，连连称是。
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有时候人之将走，其言往往也比较悦耳。在睿宗李旦看来，太平不但欣然接受诏令，毫无怨言地前来辞行，而且只字不提被驱逐一事，同时还一心牵挂朝政，如此豁达的心胸，如此不计私利，以大局为重的坦荡襟怀，没有理由不让人感动。
因此，李旦当天就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先帝时期任命的所有斜封官，凡已被停职的，皆可重新量才录用。”
做完这件事后，太平公主心满意足地从宫中出来，然后一刻不停地直奔东宫。
临走之前，她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还太子以颜色。
一听到宫人禀报太平公主驾到的消息时，李隆基心里马上跳出了四个字：来者不善。
但是人既然已经来了，李隆基也只好硬着头皮匆匆出迎。
尽管心里早已做好了准备，可李隆基绝对没有想到，太平公主一见到他的时候，竟然会摒弃所有礼节，撕破一切脸面，当着双方下人的面，指着他的鼻子一顿臭骂。
这是李隆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这个姑母的狠戾与强悍。
出于对姑母的尊重，同时也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李隆基在太平公主口沫横飞的痛骂声中始终保持冷静，一直敛首低眉，一言不发。
与此同时，李隆基心念电转，飞快地盘算着应对之策。
刚才父皇李旦发布恢复斜封官的诏令时，他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毫无疑问，这个消息让他非常不安。因为此事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姚崇和宋璟上台后的改革力度太大，已经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不满，而这种不满，现在分明已经通过太平公主传递到了父皇那里；二、父皇既然恢复了斜封官，就相当于否定了姚崇和宋璟的政绩，或迟或早，姚、宋二人必定被贬。
太平公主这次败得太惨，可以说到了恼羞成怒的地步，否则她也不会不顾公主之尊，找上门来大吵大闹。在此情况下，自己势必要给她一个说法。而按照父皇李旦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他必然会在太平公主利益受损之后寻求一种新的平衡。说白了，很可能就是将矛盾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因此，就算自己不主动给太平公主一个说法，父皇肯定也会下手翦除东宫的势力。
想到这里，李隆基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他决定主动认错，丢卒保车。
也就是说，与其坐等姚崇和宋璟被贬，还不如主动把他们抛出去。如果不这么做，不但姚崇和宋璟的宰相乌纱保不住，就连李隆基自己的储君之位恐怕也有失落的危险。
李隆基很清楚，在复杂多变、诡谲无常的政治博弈中，一路奏凯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有时候主动输掉一两张牌，会起到麻痹对手的作用。尤其是在自己实力不足，尚不能一口吃掉对方的时候，这么做就是明智和必要之举。
于是，就在太平公主大闹东宫的当天，李隆基便入宫去向睿宗请罪。他郑重表示：姚崇和宋璟这么做，显然是在离间他和姑母、兄长之间的感情，其用心不可谓不险恶，所以建议将他们处以极刑。
李隆基当然不想真的让姚、宋二人为此送命。
他之所以敢把话说得这么绝，是因为他料定父皇不可能对他们痛下杀手。
二月初九，亦即太平公主动身前往蒲州的数日之后，睿宗李旦下诏，把姚崇贬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刺史，宋璟贬为（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刺史；两天后，又撤销了将李成器和李守礼外放的命令。
综观景云二年发生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这场政治恶斗，双方各有损伤，谁也没有捞到便宜，更没有人取得绝对优势。
以太平公主在大唐帝国所享有的地位和威望而言，她是不可能被长久放逐的，更不可能轻易被淘汰出局。
太平公主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太子李隆基对此也心知肚明。
所以，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真正的对决，其实还没有开始。
这一切都还只是热身，或者说前戏。
真正的高潮还在后头。
【太平公主的强力干政】
姚崇和宋璟黯然离开相位之后，接替他们执掌朝政的两个宰相是韦安石和李日知。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政治立场不太明显的中间派，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执政手段相当温和，与姚、宋二人相去不啻霄壤。
随着温和派的上台和斜封官的大量复任，姚崇和宋璟辛苦改革的成果付诸东流，刚刚树立起来的赏善罚恶、举贤用能的新政风也荡然无存。“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资治通鉴》卷二一○）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一利起则一害生。想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就必然要得罪人；想要一团和气不得罪人，就只能以丧失原则，混淆是非为代价。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好事。
虽然韦安石和李日知这种人很对睿宗李旦的胃口，可李旦毕竟跟李显不一样。李显为了追求表面和谐可以牺牲一切，李旦钟情于和谐但却不敢泯灭是非。因此，对于韦、李二人上台后的表现，睿宗李旦并不满意；对当下“纲纪紊乱”的政治现实，李旦更是感到忧心和自责。
也许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李旦萌生了退意。
本来这顶帝王冠冕就是自己不想戴的，如今勉强戴下来的结果，既不能尽如人意，又不能无愧我心，那又何苦勉力支撑，自误误人呢？
景云二年四月的一天，睿宗李旦忽然召集三品以上大臣举行廷议，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引退之意。他说：“朕素怀澹泊，不以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资治通鉴》卷二一○）
这些当朝大员面面相觑，没有人敢表态。
当天的廷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事后，太子李隆基立刻派遣东宫大臣入宫，极力表示推辞之意，但是睿宗不许。
不久后，太平公主在蒲州得知消息，随即派人入京，授意一名心腹朝臣对睿宗说：“陛下春秋未高（年龄不大），刚刚获得天下苍生的拥戴和仰望，岂能忽然言及退位之事？”
李旦意识到退位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暂时按下不表。尽管如此，他还是随后下诏，宣布今后的政务都交给太子裁决，只有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和军中死刑的判处，才先由太子议处，然后向皇帝奏报。
很显然，睿宗退意已决，目前的做法无疑是在逐步把皇权过渡到太子手上。
对于父皇的让位之意，李隆基心里当然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不过他同时也一再对自己说——现在还远远不是高兴的时候。
原因很简单，太平公主人在蒲州，可她在长安的影响力一天也没有消失，甚至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如今朝中依旧遍布她的党羽，甚至连东宫也依旧充斥着她的耳目，比如时任太子詹事的崔湜、时任太子中允的薛昭素，皆太平之党。相形之下，李隆基这边的势力却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姚崇和宋璟被贬出了朝廷，另一个心腹股肱刘幽求也刚刚被卸掉“参知机务”的宰相之权，罢为户部尚书，在此情况下，李隆基只能反复用两个词告诫自己，一个是“清醒”，一个是“低调”。
是的，一定要保持清醒和低调。
越是在即将企及权力巅峰的时刻，越是要注意自己的姿态，尤其要警惕自己的心态——千万不能让自己眼高于顶，脚跟虚浮。
随后的日子，李隆基频频上奏，要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大哥李成器。
他的要求当然被睿宗驳回了。
紧接着，李隆基又向睿宗陈情，请求把太平公主召还京师。
面对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