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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和鼻尖往外冒。
他断然不会想到，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太子居然会起兵造反！
不过，现在想什么都没用了，只有逃命要紧。变军是从皇宫南边杀过来的，所以眼下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北面的玄武门了。因为玄武门是禁军的屯驻地，可以调动部队阻遏变军，而且此门建于龙首原的余坡上，地势较高，站在城楼上可以俯瞰大半个宫城，便于观察形势，无疑是整个太极宫中最好的避难所。思虑及此，李显赶紧带着韦后、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在一群宦官宫女的簇拥下，仓惶跑到玄武门，立刻登上城楼，同时命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百余名士兵在城楼下护驾，结阵抵御变军。
李显前脚刚登上玄武门，太子和李多祚后脚就杀到了。面对眼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李重俊顿时犯了踌躇。因为在他的计划中，并没有与皇帝开战的打算，所以他实在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办。迟疑了片刻，他只好下令士兵暂停进攻，等着看皇帝接下来会如何表态。
双方就这样在玄武门下对峙着。
这场政变走到了一个最微妙的关头。
太子的变军有三百多人，皇帝这边仓猝集结的士兵只有一百多人，如果太子一鼓作气，下令强攻，胜利多半是属于他的。可是，他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莫名其妙地停手了。
这显然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趁着太子这边犹豫的间隙，皇帝身边一个叫杨思勖的宦官意识到有机可乘，立刻向皇帝请命，主动要求下去攻击。一般的宦官都是苍白瘦弱之人，可这个杨思勖却与众不同，不仅身材魁梧，而且一脸勇武之色。李显大喜过望，当即首肯。杨思勖旋即冲下城楼，飞身上马，独自一人朝变军驰去。
李多祚的女婿野呼利是一员勇将，此时担任变军的前锋将领。他眼见对方单枪匹马杀来，心中不禁冷笑，当即上前迎战。双方在阵前交手，三五个回合后，杨思勖故意卖了一个破绽，野呼利不知是计，挥刀便砍，杨思勖侧身躲过，反手一刀，立时将野呼利斩于马下。
凝神观战的两军士兵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高呼，只不过皇帝这边是高声欢呼，而太子那边却是一片惊呼。
变军人人骇异，士气顿时大挫。李重俊、李多祚和其他几个将领也都是满脸惊惶。
城楼上的李显一见杨思勖得手，马上抓住时机，倚着栏杆向变军士兵喊话：“你们都是朕的宿卫之士，何苦追随李多祚造反？只要你们斩杀叛贼，不必担心没有富贵！”
变军士兵面面相觑。
只犹豫了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把刀枪转向了自己的将军们。
李多祚、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当即被一部分倒戈的士兵乱刀砍杀。太子李重俊见大势已去，慌忙带着亲兵一百余人夺路而逃，其余的部众各自作鸟兽散。
一场胜利在望的政变，就这样功亏一篑。
太子李重俊的这路人马一败涂地，而成王李千里的那一路也不比他们幸运。
当李千里父子率兵进攻右延明门时，早有防备的宗楚客、纪处讷已经调集了二千余名禁军闭门拒守。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宗楚客一方占据城楼，居高临下，弓箭兵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而李千里一方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只能变成对手的活靶子，所以他们很快就输了。李千里和儿子李禧双双阵亡，余众或死或降，行动彻底失败。
一百余名骑兵跟着太子李重俊狂奔出城，准备亡命终南山。可是，跟着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主子混，还有什么富贵和前途可言呢？
一路上，皇帝承诺富贵的那番话始终在他们的耳边回响。于是不断有人偷偷勒住缰绳，掉转马头往回跑。等到李重俊逃到鄠县（今陕西户县）附近的树林中时，身边只剩下最后的几名亲信。筋疲力竭的李重俊翻身下马，跌坐在一棵老树下，背靠着树干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耷拉着脑袋，生平第一次感到呼吸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
不过，他很快就不会觉得困难了。
因为几名亲信已经拔出佩刀，正慢慢朝他逼近。几秒种后，他就永远也不需要呼吸了。
当李重俊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刚好看见几把钢刀同时向他的头顶劈了下来……
李重俊输了，输得干干净净！不仅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搭上了李多祚翁婿、李千里父子等一大帮人的性命。
他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究其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政变领导者的素质有问题。
表面上看，太子亲自领导政变，下面又有李多祚这样的前期政变功臣和军方高层将领，还有李千里这种老牌的李唐宗室亲王，其号召力和战斗力似乎都是毋庸置疑的。只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来看李重俊。他虽然贵为太子，但是年纪太轻，缺乏相应的人生阅历和政治历练，入主东宫的时间又太短（政变前一年七月刚被立为太子），而且东宫官属又大多是一些权贵子弟，根本没有德行和能力辅佐他，“唯以蹴鞠猥戏取狎于重俊，竟无调护之意”。（《旧唐书·中宗诸子传》）所以，李重俊在政治上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再来看李多祚。虽然他是禁军的高级将领，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介武夫。尽管他在神龙政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可那也要归功于张柬之等五大臣的谋划有方和调度得当。说白了，李多祚只是一把刀，好不好使的关键不在于刀，而在于使刀的人。碰上五大臣，李多祚就是一把屠龙刀；可碰到李重俊，他就只能是一把切菜刀。
最后来看李千里。他虽然是李唐宗室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能力超群，让武曌舍不得杀他。恰恰相反，史称“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而李千里“偏躁无才”，加之善于谄媚武曌，“数献符瑞”（《资治通鉴》卷二○八），所以才逃过了那场灭顶之灾。此外，李千里虽然担任左金吾大将军，握有禁军兵权，但任职时间短（中宗复位时才被授予这个职务），因此难以真正获得将士的拥戴。
由上可知，无论是太子李重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还是宗室亲王李千里，显然都缺乏成功的领导者所需的素质，尤其缺乏政变所需的谋略和政治智慧。所以从一开始，这场政变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进而言之，这场政变更像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算不上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变，因此无论成功与否，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第二，政变缺乏合法性依据与有效的利益驱动。
由于领导者缺乏政治头脑，所以这场政变既没有提出煽动人心的政治口号，也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这就极大地制约了成功的可能性。
关于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看出来。太子和李多祚在征调三百余名羽林士兵时，居然不是由太子进行政治动员，也不是由李多祚下达军事命令，而是采用名不正言不顺的“矫诏（假传诏书）”手段！
如果李重俊稍微有点政治头脑，或者身边有得力的政治幕僚的话，那他绝不会采取这种愚蠢的“矫诏”方式，而会像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政变者所做的那样——首先指出奸党（武氏一党）对朝政的危害，阐明此次行动的正义性，激发士兵的斗志和血性；其次许诺功名富贵，用利益来驱动人心；最后进行一定程度的威胁恐吓，宣称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倘有异心，立斩不赦等等。以李重俊的储君身份，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做这样一番动员，接着再让禁军长官李多祚出面，和官兵弟兄们套套近乎，说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类的煽情话，然后一人一大碗酒，指天为誓，歃血为盟，最后就可以激情澎湃地拿起刀枪，大义凛然地干革命去了。
假如政变是这样发动的，那么当他们在玄武门下与保护皇帝的军队对峙时，士兵们就不会轻易背叛。因为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太子这边的实力还是要比皇帝那边强得多。然而，变军士兵之所以听了皇帝李显的一句话就阵前倒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太子和李多祚是以一纸伪造的诏书骗他们起来造反的，这就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忠诚度和积极性。如果政变行动自始至终都很顺利，大家事后都有好处，那当然没话说；可当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士兵们当然宁可听皇帝的，也不肯再为太子卖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听从“皇帝命令”才行动的，如今既然知道那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