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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柏辽兹的宣叙调以其长大蜿蜒的节奏〔65〕，大大优于瓦格纳乐剧里的吟诵；后者只有在一段剧情达到高潮、曲调在此碎裂为慷慨激昂的短乐句时才有好效果（否则其效果也常常很弱）。此外，这种吟诵只局限在说话语调的抑扬顿挫上，有点像音乐但又不是，还吵吵嚷嚷地干拢乐队奏出的美妙细腻的和声。柏辽兹的管弦乐配器也比瓦格纳的更精致，更充满自由的活力，它像湍急的溪流向前奔涌，冲走河道里的一切障碍；它不那么连贯、坚实，但更柔韧；它天性起伏多姿，反映出万千灵魂的细小冲动和剧情的微妙变化。它是自发和任性的一个怪果。
撇去表面不谈，瓦格纳同柏辽兹相比其实还是个古典乐派人物。他继承并完善了那些德国古典音乐大师的工作；他没有革新发明；他只是一种艺术演变和进化的巅峰和终结。而柏辽兹却开创了一种新艺术，人们在里面能找到一切青春的勇气、优美和热情。那种约束瓦格纳音乐的铁一般法则在柏辽兹的早期作品里就无容身之地，给人以绝对自由的印象。〔66〕
你只要了解了柏辽兹音乐的深刻独创性，就不难理解她为何遭遇过、并仍在遭遇那么多的暗中敌视。太多卓有成就、学识渊博的杰出音乐家因为尊崇音乐传统而无法理解柏辽兹，只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他的音乐所呼吸的自由气息。这些人太习惯于德国思维，致使柏辽兹的语言使他们感到心烦意乱和震惊。我能体谅他们的难处。毕竟这是破天荒头一遭，一名法国音乐家敢于用法语来思维；所以我才警告你们，不要太轻易接受德国人对柏辽兹的看法，以免陷入误区。像魏因迦特纳、理查·施特劳斯和莫特尔（Mottl）这样的一流德国音乐家无疑比我们法国音乐家还能更好更快地赏识到柏辽兹的天才。但我还是对他们的这种欣赏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的欣赏对象的民族魂毕竟同他们自己的民族魂截然对立。应该由我们法兰西和法国人民来学会理解柏辽兹的思想；他的思想毕竟与他们的思想同根同源，并总有一天会将他们（从德国的音乐思维定式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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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辽兹的另一个伟大的独创性体现在他的音乐才华同人民大众的灵魂息息相关；法兰西人民最近当家做了主人，建立了年轻的民主政体，而柏辽兹的音乐很适合他们。虽然他有一种贵族式的傲慢，但他的灵魂是同大众在一起的……柏辽兹是在一次次革命和法兰西帝国取得的无数业绩的神话中长大的。他在1830年7月为参加“罗马作曲大奖”评选而写的大合唱是在“流弹‘嗖嗖’飞过屋顶并‘噗噗’射进他窗子附近的墙壁”的情况下创作的（《回忆录》）。他引吭高唱《马赛曲》并让“所有能发声、有良知、身上流着爱国血的人”〔67〕同他一起唱。……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他都成了一名革命的音乐家；他一向同情民众。他不仅在自己的戏剧作品中描写有群众狂欢的场面，如《本维努托·切里尼》第二幕中的罗马狂欢节场面（三十年前就预见了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群众场面），而且创造了一种大众音乐和一种宏大的风格。
在这方面他的楷模是贝多芬，是《英雄交响曲》、《C小调（命运）交响曲》、《大调第七交响曲》以及最重要的《第九（合唱）交响曲》的那个贝多芬。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贝多芬的追随者，在继承贝多芬的同时热心倡导他的风格〔68〕。柏辽兹以自己对物理效果和音响材料的理解，营造了如他所说的艺术大厦……有“巴比伦和尼尼微风格”的〔69〕，有“仿米开朗琪罗风格的音乐”（《回忆录》），有的作品“规模宏大”〔70〕。柏辽兹很喜爱自己创作的大型作品，譬如《葬礼和凯旋交响曲》（两支乐队加一个合唱队），《感恩赞》（一支乐队加风琴和三支合唱队；柏辽兹认为该曲的终曲Judexcrederis是他所写的作品中最出效果的），以及《帝国（赞歌）》，两个乐队加两个合唱队和那部著名的《安魂曲》（“四支铜管乐队，环绕主乐团和大型合唱团，相互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产生问答遥相呼应的效果”）。上述作品像《安魂曲》那样，常常风格原始粗糙，格调一般，但气魄宏大，规模可观。这不仅归功于所用“材料”（指乐队和合唱团等）的庞大，而且归功于他“宽广雄浑的风格及有些和声进行的速度奇慢（其最终目的是什么谁也猜不出），致使这些作品具有了莫名其妙的巨人性格”。〔71〕柏辽兹在这些作品里留下了美可以通过原始粗犷的群众场面揭示自身的感人范例。俨如高耸云霄的阿尔卑斯山，这些作品仅凭其“大块头”就能打动人。一位德国评论家说过：“柏辽兹在这些独眼巨人般的作品里任由声音和纯节奏的原始蛮力发威。”这简直不叫音乐，而是自然力本身。柏辽兹本人称他的《安魂曲》为“一场音乐浩劫”。
柏辽兹猛刮这些飓风，就是为了对人民说话，为了在人类的这潭死水里掀起轩然大波。他的《安魂曲》也是“最后的审判”，但它不像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那幅《最后的审判》是为了警醒一帮大贵族；而是为了唤起民众，一群兴奋躁动颇为粗鲁的民众。他的《拉科奇进行曲》与其说是一首匈牙利进行曲，毋宁说是唤起革命群众投入战斗的冲锋号；它在叫人发起进攻。〔72〕
瓦格纳在听了《葬礼和凯旋交响曲》之后也不得不承认：柏辽兹是“创作褒义意义上的通俗音乐的大师”。
瓦格纳写道：“聆听这首交响曲时，我有个鲜明的感觉；街上任何一个穿蓝衣戴红帽的小男孩都能一下子就听懂它。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摆在优于柏辽兹其他作品的优先地位。从头到尾它都是那么宏大和崇高；从它最初表现怜悯之心，到最后赞颂神灵的光荣。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美好的爱国主义情怀；但又恰到好处，适度而毫无病态的夸张。我要欣然表达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这首交响曲将点燃人们的热情，鼓舞他们的士气，并将同一个叫法兰西的国家一道永存。”（写于1841年5月5日）
这样伟大的作品怎么会被我们的共和国忽视呢？它们在我们的公众生活中怎么会没有地位呢？它们为何不能成为我们重大庆典的一部分？假如你没有见到我们国家这一百年来忽视艺术，你一定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吃惊和疑惑。假设把柏辽兹需要的一切手段都给他，假设他的作品在法国革命的庆典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什么奇迹不会创造出来呢？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得补充，在这里，他的性格又成了他天才的敌人，这位音乐自由的倡导者在他生命的晚年变得惧怕起自己来，并在他自己原则的成果前退缩，转而复归古典主义。于是，这位革命家蜕化变质，反倒生气地诽谤起大众和革命运动来，大谈什么“共和的瘟疫”，“肮脏而愚蠢的共和制”，“街头搬运工和拾破烂者的共和国”，等等。真忘恩负义！他欠下这些革命运动、民主风暴和民众暴动很多。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天才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位新时代的音乐家钻进过去的避难所里躲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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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又有何关系？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他毕竟为艺术开辟了光明大道。他为法国音乐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为她摆出了她过去从不敢想的可能性。柏辽兹为我们找到了一种真诚、富于表现力、摆脱了外国传统、源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深处并反映我们（法兰西）民族魂的音乐语言。这种语言符合他的想像力，符合他敏于诗情画意的本能，符合他稍纵即逝的印象，同他丰富细腻的感觉吻合。他为我们这个欧洲最伟大的共和国奠定了民族和通俗音乐的强大基础。
这些都是他闪光的品质。倘若柏辽兹具备瓦格纳那样的理性力量，并最充分利用自己的音乐直觉，倘若他具有瓦格纳的意志，并把自己的天才灵感塑造、焊接成一个坚实的整体，那么我敢说，他本会掀起一场比瓦格纳的革命更伟大的音乐革命。这是因为，瓦格纳虽然更坚强，更能驾驭自己，但他不如柏辽兹有独创性，究其根底，他只不过是终结了一段光荣的过去。
这场革命仍能实现吗？有这种可能；不过它已经可悲地推迟了半个世纪。柏辽兹悲伤地估计，到1940年前后人们才会开始理解他。〔73〕
不管怎么说，不必为他肩上承担的伟大使命过重而吃惊。毕竟他是太孤单了〔74〕。随着人们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