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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惩罚他，泰勒曼被送到遥远的哈尔茨山中的策勒费尔德的一所学校。他的几何成绩在这里很出众，但是音乐这个魔鬼没有放弃占有他的权力。碰巧那位要为一个山民喜床日创作一部康塔塔的老师病倒了。小泰勒曼利用了这次机会。他谱写了乐曲并且指挥了乐队的演奏。当时他年仅十三岁，因为身材太小，所以必须为他准备一个小凳子让他站在上面，这样，乐队的成员才会看见他。“那令人尊重的山里人，”泰勒曼说，“被我的外表而不是旋律深深打动了，他们庆功般地把我扛在肩上。”这所学校的校长对泰勒曼的成功感到骄傲，于是允许泰勒曼发展他的音乐才能；他宣称，毕竟这种学习与几何学习不冲突，甚至这两门学科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个小男孩利用了这种允许，开始忽视他的几何学习；他转回到古钢琴上，研习演奏通奏低音，并自己制定和记录下通奏低音的演奏规则。“因为，”他说，“我还不知道世上有通奏低音方面的书籍。”
大约在十七岁那年，他来到希尔德斯海姆的中学学习逻辑。尽管那位教师令他无法忍受，但他还是表现得非常突出。最重要的是，他在音乐学习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一直在进行音乐创作。没有哪一天是虚度的。他主要创作宗教音乐和器乐曲。他的榜样是斯特法尼（Steffani）、罗森穆勒，柯莱里和卡尔达拉。他形成了对新一代德国和意大利音乐大师风格的偏爱，“喜欢他们的表现手法，充满创造性和如歌的风格，而同时又编排紧凑。”
这些人的作品坚定了他对富有表现力的旋律的偏爱，及他对旧的对位法则的厌恶。幸运之神终于降临在他头上。他距离汉诺威和沃尔芬比特尔不是很远，这两地著名的小教堂是新音乐风格的中心。他经常到这两座城市旅行。在汉诺威，他学到了法国风格的创作手法；而在沃尔芬比特尔，他学到了威尼斯的戏剧风格。两地的宫廷拥有优秀的管弦乐队，泰勒曼热情地研究了不同乐器的特点。他说：“若不是我感到特别迫切想学各种乐器——除古钢琴外，还有小提琴和长笛、双簧管、德国长笛、芦笛、古提琴等等……直至低音古提琴和低音长号——的话，我本该成为一名更加精湛的器乐大师。”这是现代音乐家的一个特点：作曲家不再寻求像巴赫和亨德那样只演奏一样乐器（分别为古钢琴和管风琴），并成为这种乐器精湛的演奏家；而是要掌握所有乐器的来龙去脉。泰勒曼强调这种学习对作曲家很有必要。
在希尔德斯海姆，他为天主教会创作康塔塔（尽管他是一位坚定的路德教徒）。他也为由他的一位老师创作的一些剧本配乐。这些戏剧属于喜歌剧的范畴，其中的宣叙调由演员朗诵，而咏叹调则由演员演唱。
但是，此时的泰勒曼已经二十岁了；他的母亲同海顿的父亲一样，不愿看到儿子变成一名音乐家。泰勒曼与亨德尔一样，没有违背家庭的意愿。1701年，他来到莱比锡，计划在那儿学习法律。在途经哈勒时，他非常凑巧地结识了十六岁的亨德尔。尽管后者应该学习法学院的课程，但他却打算成为一名管风琴师，并且已经在城中获得了在他这样的年纪罕见的名气。两个男孩很快建立了友谊。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分手。泰勒曼继续他的旅程，心情非常沉重。但是，他坚持到达了莱比锡。可是，这个可怜的男孩陷入了接踵而至的诱惑之中。他同另一名学生合租了一个房间。进入房间，他看到的是乐器挂满了房间四壁和角落。他的同伴是一位音乐狂，每天都对着他演奏，折磨他；泰勒曼勇敢地隐瞒了他是一位音乐家这一事实。但故事的结局总是不可避免的。有一天，泰勒曼忍不住向他的室友展示他作的一首赞美诗（泰勒曼抗议说，是他的朋友在衣箱里发现了这首曲子）。这位朋友觉得最好是公布这一秘密。这首赞美诗在圣·托马斯教堂上演。欣喜若狂的市长派人找来泰勒曼，送给他一笔钱作为酬谢，并且委托他每两周为教堂创作一首乐曲。这一切太具有诱惑力了。泰勒曼写信告诉他母亲，他再也无法坚持了；他无法控制自己；他必须创作音乐。他母亲只能送上她的祝福；泰勒曼终于可以成为一名音乐家了。
我们看到，当时的德国家庭对允许他们的儿子从事音乐这种想法是多么反感；奇怪的是，许多伟大的音乐家——舒茨，亨德尔，库瑙（Kuhnau），泰勒曼——开始时都被迫学习哲学或法律。但是，这种训练似乎并未对作曲家造成任何伤害；而今天的音乐家（即使是那些受到最好教育的音乐家），其文化修养都相当低。仔细反思一下这些例子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它们证明了，综合教育可以同音乐知识协调得很好，甚至可以丰富一个人的音乐知识。就泰勒曼而言，他无疑应把他最高境界的音乐品质之一——他在音乐中对诗歌的现代感觉，不论是借助抒情的朗诵来诠释，还是给翻译成交响性的描述——归功于他的文学修养。
在莱比锡的这段时间，泰勒曼发现自己在同库瑙竞争，尽管他公开宣称——至少他这样告诉我们——他对“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的“令人惊叹的品质”怀有最深厚的敬意。但他还是令库瑙感到深深的屈辱。正处在生命黄金时期的库瑙非常愤慨；一位乳臭未干的法学院学生竟然被委托每两周为圣·托马斯教堂谱写一首乐曲，而他正是该教堂的圣咏队领唱。这种做法确实有些失礼于库瑙，但它也显示出新音乐风格如何深刻地响应了大众的需求，因为仅仅听到了一首新风格的短乐曲，人们就偏向于一位没有资历的学生，而冷落了著名的音乐大师。实际情况还不止这些。1704年，泰勒曼被选为新教堂（从那时起改称为圣马太教堂）的管风琴师和圣咏队指挥，并且规定：“必要时，他也可以指挥圣·托马斯教堂的合唱队；这样，在发生变故时，能够找到一位有才能的乐师替补。”“发生变故”的本意是“当库瑙先生过世时”；因为库瑙身体虚弱，健康状态很差；当权者已经预见了他的死亡——但是他却设法拖延到1722年。库瑙感到整个过程都令他气愤是可以理解的。而更令他十分恼怒的是，泰勒曼成功地取得了对歌剧的专制权，尽管通常来讲，这种做法与管风琴师的职位并不相符。所有的学生都蜂拥到他身边，他们立即被他年轻的名气、剧院的诱惑和可望的收益吸引了。他们抛弃了刻薄、怨声载道的库瑙。在写于1704年12月9日的一封信中，库瑙抗议说：“由于任命了一位将要创作歌剧的新管风琴师，那些一直无偿参加教堂合唱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由我来训练的学生们正在离开合唱队，去帮助这位歌剧家，因为他们确信能从歌剧中得到某些东西。”但是，他的抗议没有起作用，泰勒曼还是赢得了这场竞争。
因此，在泰勒曼的事业刚刚起步时，在他的光芒盖过巴赫之前，他就击败了显赫的库瑙。由此可见，新音乐形式的浪潮是多么强大！
泰勒曼知道如何利用他的运气，也知道如何使别人也能从中受益。他决不是一个耍阴谋的人；甚至也不能说是个人野心驱使他接受所有的职位，并在漫长的事业生涯中保留这些职位；而只能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活力，以及一种狂热的，发挥这种活力的需要。在莱比锡，他工作勤勉，以库瑙为赋格曲的榜样，通过同亨德尔合作，在旋律方面完善自己。同时，他又与学生们一起在莱比锡建立了音乐协会，举办音乐会。这些音乐会成为他日后在汉堡发起的定期大型公开音乐会的序奏。
1705年，他应召来到位于奥德河上法兰克福和布雷斯劳之间的索劳（Sorau），成为一名富有的贵族、埃德曼·冯·普罗姆尼茨伯爵的宫廷乐长。这个小小的宫廷当时格外引人注目。伯爵刚刚从法国归来，是法国音乐爱好者。这样，泰勒曼开始创做法国序曲。他常常是手执一支笔，阅读“吕利，卡普拉和其他优秀艺术家的作品”。“我完全专注于这种艺术风格，所以两年内我创作了多达两百首的法国序曲。”
连同法国风格，泰勒曼在索劳时又掌握了波兰的艺术风格。有时候，整个宫廷到上西里西亚，普雷西或克拉科夫的伯爵住处休整几个月。在那里，泰勒曼熟悉了“波兰和哈那克（Hanak）音乐所有真实原始的美。在一些旅馆里，人们用四件乐器演奏这种音乐：一把声音尖锐的小提琴，一支波兰风笛，一把低音长号和一台小风琴。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