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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艺术价值的精髓在于它显示了灵魂的真实感受，内心生命的秘密，以及在浮出表面之前已经长期积累和酝酿的情感世界。由于音乐的深度和自发性，它经常成为思潮的第一个标志；这些思潮后来变成文学，再后来变成行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提前十多年预示了德意志民族的觉醒。《纽伦堡的名歌手》和《齐格弗里德》则提前十年宣告了德意志帝国的胜利。某些时候，音乐甚至是一个从未表达出来的完整的内心世界的惟一见证。
十七世纪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是一系列的宫廷阴谋、军事上的失败，皇室的婚姻，宴会，磨难，以及接踵而至的毁灭。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两个国家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奇迹般的复兴呢？两国音乐家的创作使我们明了个中原因，在德国，音乐创作显示了正在默默积聚的信念和行为的价值；它涌现了海因里奇·许茨〔2〕这样纯朴而英勇的人物，在三十年的战争期间，在那些几乎摧毁了一个国家的最严重的灾难中，平静地走着他自己的路，高唱他坚定的信仰。他身边是J。 C。 巴赫和迈克尔·巴赫（伟大的J。 S。 巴赫的祖先），他们似乎默默预示着未来的那位天才。此外，还有帕赫贝尔，库瑙，布克斯特胡德，察豪和厄尔巴赫等——这些伟人终生隐居在外省小镇狭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知音，没有世俗的野心，作品也没有希望传给后世，只是在为自己和他们的上帝而歌唱，他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哀愁中，缓慢而持久地积蓄着力量，以及健全的精神，一点一滴地建造着德国美好的未来。同时，意大利经历着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音乐风潮，它汹涌澎湃，淹没了法国，奥地利和英国，表明十七世纪意大利的音乐天才仍然是无与伦比的。而在这场绚丽多彩的音乐创作大潮中，许多有思想的天才又继往开来，如曼图亚的蒙特威尔弟，罗马的卡里西米（Carissimi），以及那不勒斯的波洛范莎尔（Provenzale），都在意大利宫廷的轻浮和堕落中保持了灵魂的高尚和心地的纯净。
还有一个惊人的例子。世上几乎没有比古代社会末期——即古罗马帝国解体和蛮族大入侵时期——更可怕的时代了。但是，艺术的火焰在那堆灰烬和瓦砾堆下面继续燃烧。对音乐的热爱起到了和解高卢境内的罗马人和征服他们的蛮族入侵者的作用；因为衰退的罗马帝国那些可鄙的皇帝们和图卢兹的西哥特人〔3〕同样喜欢音乐会；罗马的豪宅和那些半原始的帐篷里同样回响着乐器的喧闹。克洛维〔4〕命人从君士坦丁堡召来音乐家。令人称奇的并不是艺术仍然受到喜爱，而是这一时代造就了一种新的艺术。从这场人类的大动乱中涌现了一种新的艺术，它同歌舞升平的年代中最完整的创作一样完美无瑕。据吉瓦埃特说：“格利高里圣咏首次出现在公元四世纪的《阿利路亚》赞歌中——这是基督教在遭受两个半世纪的迫害后胜利的欢呼。”早期教会音乐的作品大约产生于公元六世纪，即540年至600年之间；也就是在哥特人和伦巴弟人〔5〕的入侵期间。“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段时间发生了一系列不停的战争、屠杀、掠夺、瘟疫、饥荒和灾难，以至圣格利高里从中看到了世界衰亡的迹象和最后审判的预兆。”但是在这些圣咏中，一切都充满着和平的气息和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从野蛮中产生了一种文雅的艺术，从中我们发现了田园般的简朴，希腊浅浮雕般的清晰、朴实的轮廓，充满着对大自然的热爱的自由体诗，以及性情的恬美。它们是“生活在如此可怕的动荡中的人们的心灵的真实写照”。格利高里圣咏也不是被幽禁的修士和修女们的艺术，而是盛行于整个古罗马世界的大众艺术。从罗马，它传入了英国、德国、以及法国；没有哪种艺术比它更能代表这个时期。在卡罗林金皇朝〔6〕的统治时期，这一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因为统治者们已被它深深吸引。查理曼和虔诚的路易整天聆听和吟唱这些圣咏，并为其魅力所倾倒。秃头查理〔7〕（Charles the Bald）尽管其帝国内外交困，却一直同人通信大谈音乐，并同九世纪的世界音乐中心、圣——高尔卢修道院的教士们合作谱曲。很少有哪个事件能比该艺术的丰收及社会动荡中音乐的空前繁荣更引人注目的了。
因此，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如果忽略这些时期的本质特点，又怎么能书写它们的历史呢？如果忽略它们真正的内在动力，又怎么能理解这些时期呢？天晓得这样的忽视会不会不仅曲解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一方面，甚至有可能曲解整个历史呢？天晓得“文艺复兴”和“颓废时代”这些概念是不是源于我们对事物的一个方面的狭隘理解而产生的呢？一种艺术会衰落，但是艺术本身会灭亡吗？难道艺术不是能够自我演变、适应环境的吗？显然，在一个饱经战争和革命的衰落的王国里，创造力想通过建筑艺术来表达自己会遇到种种困难；因为它需要金钱和新的构造，以及经济的繁荣和对未来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整个造型艺术，为了得到充分发展，都需要奢华和闲适，需要一个优雅的社会环境，以及文明中的某种平衡。但是，当物质条件比较艰苦，生活中满是痛苦、饥馑、忧虑，当向外发展的机会被扼制时，那么心灵只好被迫收敛自己，但它对快乐永恒的需要驱使它寻求其他宣泄方式。于是美的表现形式改变了，本质变得收敛，它从更亲切的艺术形式，如诗歌和音乐中寻找庇护。它从未死去——对此我毫不怀疑。这种精神谈不上灭亡或是新生，因为它的光从未熄灭过；它的“死亡”只是为了在其他地方重燃生命的火花。因此，它从一种艺术演变为另一种艺术，如同从一个民族传给另一个民族那样。如果你只研究一种艺术，你会很自然地认为它的生命中曾有过中断，它的心跳曾有停顿。而反过来，如果你把所有艺术看成一个整体，你就会感觉到它恒久的生命在不息地流动。
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包含所有艺术形式的比较艺术研究作为所有社会历史研究的基础的原因。忽略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可能使整个画面变得模糊。历史应把寻求人类精神存在的连贯性作为其研究目标，并且应该保持所有人类思想的内聚性。
现在，让我们尝试勾勒音乐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其地位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要重要的多，因为音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人类文明早期。有些人认为音乐只是刚刚兴起，但是我们会记得大兰图姆的亚里斯托克西纳思〔8〕，他说音乐是从索福克勒斯时代开始颓废的。还有柏拉图，凭借更准确的判断力，他发现自七世纪（原文如此）起以及奥林帕斯祭歌之后，音乐就没有取得进步。在每一个时代，人们都说音乐已达到巅峰，随之而来的只能是走向衰落。世界上没有哪个时期没有自己的音乐；所有文明的民族在其历史的某个时期都出现过音乐家——即使是那些我们习惯认为最没有音乐天分的民族也是如此。例如英国在1688年的革命以前一直是一个伟大的音乐之国。
某些历史条件更有利于音乐的发展。从某些方面来说，音乐的繁荣与其他艺术的衰退甚至整个国家的不幸同时出现是很自然的。蛮族大入侵时代的例子以及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的例子使我们更倾向于这种看法。这一切似乎很合乎逻辑，因为音乐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特殊方式，表现它时只需要一个灵魂和一个声音就行。一个被废墟和痛苦包围的不快乐的人也会用音乐或诗歌创作出经典作品。
但是迄今我们谈论的仅是音乐的一种形态。尽管音乐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性的艺术；它可能是沉思或悲痛的产物，但也可能是快乐，甚至是轻浮的产物。它使自己适应所有个体和所有时代的特点；当人们了解了它的历史以及许多世纪以来它的多种表现形式之后，他们就不会再对美的爱好者赋予它的自相矛盾的定义感到震惊。一个人可以称它是流动的建筑，另一个人可以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