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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杨生总不能“大小耳大小耳”的叫他，怎么也得有个好听点的名字。
杨生问了那孩子，他只是一个劲地摇着头，什么都不说，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后来杨生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杨远。本来杨生是想让他继续姓陈，可是那孩子一听到“陈”这个字，就吓得直哆嗦。杨生只好让他跟着自己姓了。
那孩子倒是挺喜欢这个名字的，不停地点着头。
在杨生身边呆了几个月，杨远有没有忘记那场灾祸杨生不知道，杨生只知道杨远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很安稳了，虽然还是喜欢紧紧地抱着杨生。也渐渐地露出了小孩该有的样子。
两人也是经常挨饿着，可还不至于就这样死了。虽然杨远已经知道杨生不会把自己的丢了，可依然是杨生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杨生也为了不让自己唯一一条还能穿的裤子又给打上一块补丁，杨生就一直牵着杨远的手，杨远也是握着杨生的手，握得紧紧的。
有时候杨远会帮着杨生找些吃的。毕竟是个孩子，鬼头鬼脑的，眼睛精得很，往往能找到在隐蔽的地方一点野菜苗，有几次还在那没人到的地方挖到好几些个野薯，小小的，半个巴掌大，味道有点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杨远就开始叫杨生做“爸”。等到杨生回过神的时候，杨远那声“爸”都不知道叫得多溜了。
杨生想想，其实也好，一来他挺喜欢杨远的，二来有个这么个儿子，也省了好些尿布钱，三来自己万一活不过这些年，将来也能有个人给自己上香。
杨生他娘虽然心疼多了一张嘴分饭吃，可在一起生活也有些时候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生气，不然她就老想着什么时候就该死了。她就杨生一个儿子，而且那儿子还安静得很，没多撒过娇，杨远叫她的那几声“奶奶”，可是甜到她心里去了。
后来杨生才知道，杨远那时候都有6岁多了，只是那些年没得吃，才长那么一丁点，看上去就4、5岁。
1962年末，粮食渐渐多了，日子渐渐好过了，大饥荒终于过去了，都熬过来了，那些没死的人，真是太幸运了。人死的死，散的散，等到觉得这天该清明了，才发觉，那些认识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整个村都冷清了，那种经过了大灾大难后的冷清，连空气都弥漫着庆幸和悲哀。庆幸活着的人还活着，悲哀那些死了的人再也回不来了。大概每个地方都这么冷清吧，可是谁愿意啊！
不过既然活着，那日子就得再过下去。杨生一家三口人，把杨远也算了进去，一人一张嘴，什么粮票啊，油票啊，饼票……多少票就固定着，再想要也没了。原本的属于杨生家的那点地也回来了，重新在上面种了粮食。
1965年，村里基本又恢复了以往的那种气息，纯朴，安宁，他们似乎都走出了那块阴影，该干嘛干嘛去。粮食多了，日子好过点了，就开始有点别的想法了。
杨生他妈是一直想着给杨生找个媳妇，伺候着杨生，伺候着自己，生几个大胖小子，给这家添点人气。可问题是没人肯嫁啊。
没钱是次要，主要还是杨生身边还带着个几岁大的拖油瓶，哪个姑娘家愿意刚入门就被一个大小子一口一口“妈”这么叫着，多丢人啊。
每每这时，杨生他妈就挺怨杨远这小子的，都是他给拖累的，虽然他把自己伺候得也不错，可毕竟不是一条血脉连着的，是人都是有点私心。
对于25岁还没讨到媳妇杨生，他自己倒也不是特别在意，又不是少了个人就没法活，多了个人日子就会更好一点。该吃的饭他还是吃，该种的地他还是种着。
杨远没跟同龄的孩子一样到学校上课，而是跟着杨生在地里忙活，跟了四年多，从七岁跟到十一岁，半点不离。不是因为他有多爱这累死人图个半饱的活，而是他只想呆在杨生的身边，他去哪，他就去哪。那年的事实在太糁人了，就算杨远只是个孩子，可他忘不了。
每个人总能清楚地记得一点小时候的事，就算到老的时候也是清楚地记得。而杨远就是把其他的事都给忘了，也只把这事记住了，就算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画面，也是清清楚楚。
往往看得最清楚的画面，就是那些死了几天，还在屋里摆着的死人，而自己则每天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地烂掉。原本的那个爸爸也是天天发着疯，把全家人关在家里，拿着刀到处挥砍着，妈妈就是这么给他砍死的。那天他还打算把自己给砍了煮了吃，是杨生，也是现在的爹，出现了，命回来了，还吃上了东西，终于不用死了。
在杨远心里，杨生就是一个神。只有在杨生身边呆着，他才会觉得安心，特安心。就算饿死在杨生身边，他也愿意了。
不过，那天夜里无论是谁把杨远救了，相信杨远也一定会把这个人当作神。只是，如果那夜里出现的不是杨生，谁会救他呢？
有时候，这就是命啊。
因为这一次的命，让有些事变了个味，包括后来那几年发生的事，也都是命啊。
到底什么是命？命就是注定了的，命就是到死也变不了的。
第五章
1966年，在大饥荒过后的四年，又闹起了文革。一开始，人们不知道这会是一场大灾难，更不知道这场灾难持续了十年。
一开始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至于怎么破，自然就是批斗了。那些戏子啊，尼姑和尚啊，老师啊……都遭了殃，全都得批斗。戏棚，寺庙，全拆了烧了，学校也不让去了，连一些置身事外的学生也加入了红卫兵的行列，无情地批斗着那些教过自己书本知识的老师。那人，都不成人了。
至于怎么批斗？就是由红卫兵抓着绑着那些被批斗的人，然后在他们的脖子挂上个大牌子，跟牵牲口一样牵着游街，让村民看着骂着打着，再到批斗场上做几个小时的批斗，免不了再一顿打，批完了还不算完，接下来的日子，白天做劳动改教，晚上就睡牛棚。
至于怎么改呢？一般让那些“劳改犯”拉土，身上绑着一个小车，身后是一个自家的亲人，拿着土铲子将土把那车给填满了，叫“劳改犯”一直拉着跑着，一连好几个小时，都不给休息的，因为这样，那时候真的折磨死了不少人啊。批斗的时候，外头还围着一大圈的人在看着笑着骂着。将那个“劳改犯”的亲人也羞辱了，再也抬不起头了。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将家里藏着的一点书，一点画，门窗上的一点符纸，任何一点关于“四旧”的东西都烧了个干净，就怕自己也被抓了批斗。如果家里有人被抓去批斗了一番，那跟这人有关系的人，可就都恨死他了。真是人心惶惶啊。
杨生也参加过一次批斗会，不过他不是被批斗的人，只是当个看客。他一直不喜欢参加这些批斗的事，因为看了，就让会让他想起小时候他一家子人被批斗的模样，住了几个月的牛棚，杨生还是记得清楚的。杨生他妈也总是长吁短叹的，让杨生一点错事都不能做，她可真是怕了那些不像人的日子了，如果要是再让她上一次批斗会，她老人家宁可死，也受不住这种羞辱了。
杨生自己不看，也从不让杨远看，只要外头有人被批斗了，杨生就让杨远在老实地家待着。至于杨生参加的那一次，实在是没办法，如果一直都不参加，那就要给冠上一个“反动”的罪名了。所以杨生就参加那么一次。
杨生还记得那时批的是刘少奇，不过不是刘少奇本人，只是扎了个稻草人，在它身上挂了“刘少奇”这个牌子，跟批活人一样批着，最后那个稻草人当着众人的面烧了。那些看着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兴奋。杨生想，可能是这些人没被批斗过吧，杨生还是记得那种想死的感觉的，他这辈子也不想再有这种感觉了。活得那个叫谨慎啊。
1968年，杨生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