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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清醒地看到，美国生活已不是二十年前，甚至和十年前也不一样了。他说；“旧秩序变了，我们亲眼目睹这一变化，它不是悄悄地平等地进行，而是急风骤雨的重建，伴随着声响和热量。”新的经济制度已经出现，前所未有，一切都变了。美国人历来的自由丧失了，中产阶级被挤压，个人被淹没。原先的个体劳动者现在成了天天只和机器打交道的雇员，他们连自己的雇主也不认识，因为雇主是庞大的组织，是控制着一切的托拉斯。在新情况下，过去的旧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不再解决问题，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一场大动作的重建。一百三十多年前，美国的开国诸贤关注和改革的是政府的权力结构，要使之有利于全体国民，防止政治极权。但当时的社会简单，政府只要保证人民不彼此伤害就可以了，所以管得最少就是最好。现在生活变得复杂得多，政府仅仅无为已经不够，必须阻止强者挤垮弱者，所以需要重建经济结构，立法保护正在创业的人，而不是让已经创业成功的人独霸天下，这就是“新自由”，因为正在创业的人才是美国活力所在，生命所在。而在重建经济的过程中，政治结构也会得到相应的调整。进步运动的改革幅度之大，可以说是美国建国后的首次大调整。
与罗斯福一样，威尔逊也绝对反对诉诸武力。他说，只有改革才能防止流血的革命，而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镇静而清醒，靠的是理性而非激情。改革的目的是恢复以前的理想，重建一个为全体国民而非特殊利益服务的政府。
威尔逊同时反对大企业和大政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任内政府明显扩大了，美国参战后企业也扩大了。历史似乎向来有它独立于人类意志的走向，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始终保持着神秘的距离，非人类所能预测。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进步主义：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
回过头来看历史真是很值得玩味，因为过程已经完成，谜底已经揭晓，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不可抵挡的时代潮流也就一清二楚了，曾经辩论不清的问题也已成了常识。就进步运动而言，它是美国人在试图纠正工业革命后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弊端，解决历史摆到他们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它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顾名思义，进步主义和进步运动是相信社会的进步并推动之，但全是这样吗？事隔一个世纪，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进步运动的某些要求掺杂着相当复杂的怀旧情绪，故而“恢复”是进步运动中常用的一个词。罗斯福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进步运动分成两派，并且正在危及运动的成功，是有其道理的。他说；“一半人乃是真正的农村托利党人，试图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经济状态退回到六十年前去。另一半人想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走，承认企业联合的不可避免和必要，并以相应的扩大政府权力来控制大企业。但与此同时，这些真正的进步主义者行动受阻，因为他们不得不时时对他们的同伴表达忠诚，而这些同伴从本质上讲不是进步主义者，而是退步主义者。”他还攻击威尔逊的新自由是农业反动，要回到19世纪去。
在社会发生剧变的时候，人们往往头一个反应就是回到过去，美化过去。他们只念着过去的好处，却未想到他们早已离不开现在的好处。很多人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很难接受，因为他们的眼光还是19世纪的。他们有的将金融家，甚至整个银行业，等同于不生产、不制造、不劳而获的高利贷者，有的则一概否定企业的联合。他们不理解工业革命在改变生产的品种、速度和方式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巨大变化。工业化的联合体替代了个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耕农、小手工业、小作坊和小工厂的个体化社会，这是人力难以挽回的，美国早年那种独特的个人自由随着环境的一去不复返而无法恢复了。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从心理上适应了大企业的事实。
进步运动的这类向后看的思想使它赢得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称号——“除去草籽的平民主义”。（Populism with the hayseed removed）像威·杰·布莱恩这样一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平民主义领袖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他风云政坛几十年，却始终未能对症下药，总是想用农业社会的办法来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纵然他占有道德优势也无济于事。他那不能与时俱进的思想最终在1925年田纳西的猴子案上成为笑柄。
进步运动虽然被一次大战的炮火打断，但这场波澜壮阔的全国性改革运动还是取得很大成就的。在经济改革上，反托拉斯诉讼的成功导致数以百计的非法兼并被勒令解散，克莱顿法又进一步完善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2年，政府开始实行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收入累进所得税，由政府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必须注意，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只能管理州际贸易，现在介入私人企业，已经是迈了一大步。在劳资冲突中，政府也改变了19世纪末一味支持资方的做法，通过劳工法，支持劳工有组织地与资方协商的权利，还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废除童工等有利于劳工的法律。
在政治改革上，威尔逊任内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如此集中地修宪是内战后未曾有过的。它们包括国会课征一切所得税的权力，公民直选参议员，禁酒和妇女选举权。其他政治改革还有文官制度改革，直接初选，公民创制权、公民表决和罢免权等，这些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此前党魁说了算的政党机器政治。在党魁政治中，由州议会提名参议员的做法使美国的参议院成了百万富翁俱乐部，直选就是为了打破这种钱权交易。即使在所谓保守的塔夫脱的四年任内，他制裁的托拉斯比罗斯福任内还多一倍，这也说明大势所趋。遗憾的是塔夫脱不像罗斯福能既赢得改革名声，又得到企业支持，他无法保持共和党内两派的平衡。
霍夫施塔特对罗斯福的评价是“充当进步派的保守派”，威尔逊则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两个原本保守的人被时势造就成了改革派。尽管党派不同，他们领导的进步运动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也就是都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改革。首先是只反对不公平竞争和不合法经济行为，而不反对资本主义本身，他们恐惧的是经济特权。在代表资本反对特权这一点上，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二是两人都很注意有限地使用政府权力来管制经济，不采取任何极端措施。他们意在通过法律，而不是通过扩大政府的规模来管制经济。在有限政府和对政府权力的警惕上，他们也基本上维持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三是两人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革命，避免社会主义。他们都不赞成城市劳工组织和农村平民党的过激做法，而要在寡头统治和社会主义两个极端间走一条中间道路，这仍然还是坚持自由主义。所以，进步运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非革命，它和美国革命一样保守，它只是旨在纠正工业化冲击所带来的社会弊病，纠正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健康的环境。
但是进步运动毕竟走出了自觉依靠政府权力来遏制资本垄断的第一步，也就是走出了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它也许动作不大，但全社会毕竟形成了新的共识，其核心就是联邦政府的作用。美国人改变了以前消极的国家观，普遍接受政府有责任规范经济使财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看法。在美国早期的政治标签中，通常使用的是“民主派”和“共和派”，很少用“自由派”。在1912年大选中，罗斯福一派的共和党人在对抗塔夫脱时曾自称“造反派”或“反对派”，但罗斯福马上纠正了这一称号，坚持要用“进步派”。威尔逊也始终以进步主义或自由主义自称。李普曼认为，正是在1912年大选中，罗斯福的进步党开始将“自由派”这个词引入美国的大众政治，随后威尔逊在1918年也用它来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自由派”一出现，它代表的就是区别于右派和左派的中间派；“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从这时起也就与自由放任划清了界线，美国人不再称一个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为自由主义者，而将他归为右派或保守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