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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赋的影响，加上人们感动于曹植与甄氏的恋爱悲剧，故老相传，就把甄氏认定成洛神了。《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一《萧旷》篇和《类书》卷三十二《传奇》篇，都记述着萧旷与洛神女艳遇一节。洛神女说：“妾，即甄后也……妾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魂遇于洛水之上，叙其冕抑。因感而赋之。”李商隐在他的诗作之中，曾经多次引用到曹植感甄的情节，甚至说：“君王不得为天下，半为当时赋洛神。”
但是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所谓的“洛神”并不是甄氏，甚至曹植和甄氏也没有发生过恋情。
他们的理由是：第一，曹植不可能爱上他的嫂嫂，曹植与嫂嫂之间的感情只是亲人之间的感情。曹植在年轻的时候与嫂嫂之间是一种亲人关系，长大后，曹丕与曹植兄弟之间存在着紧张的政治斗争，曹植不会有很多的机会接近甄氏。假若《感甄赋》真是为甄氏而作，曹植这是色胆包天，曹丕不会让这样的文章到处流传。
第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很看重各种伦理。图谋兄妻，这是“禽兽之恶行”，“其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晏然，污其兄子（指明帝）之母而兄子晏然，况身为帝王者乎？”《洛神赋》不过是由于曹植倍受兄侄猜忌，建功立业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因此借《洛神赋》中“人神道殊”来表明自己壮志难筹、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
第三，李善注引《记》所说的文帝曹丕向曹植展示甄后之枕，并把此枕赐给曹植，“里老所不为”，何况是帝王呢？极不合情理，纯属无稽之谈。既然曹丕没有将玉枕赠给曹植，那么就不会有曹植睹物生情，而为甄氏作《感甄赋》了。
第四，《感甄赋》确有其文，但“甄”并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鄄”与“甄”通，因此应当是“感甄”。曹植在写这篇赋前一年，任鄄城王。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认为这是世传小说《感甄记》与曹植身世的混淆，作品实是曹植“托词宓妃，移寄心文帝”而做，“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朱干在《乐府正义》中指出，“感甄”之说确有。但所感者并非甄妃，而是曹植黄初三年的被贬地鄄城。
后人否定曹植与自己嫂嫂的爱恋关系不过是重复这些观点。如果说有所增加，只是说，14岁的曹植不大可能爱上一个已经24岁的已婚女子。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行为比较随意的曹植是很可能爱上不仅有美貌，又有与自己有较多的相同爱好的嫂嫂的。看来，《洛神赋》中，曹植所描述的“洛神”，很可能就是自己嫂嫂的化身。
第二部分 北魏的开国之君是否患有神经病
拓跋珪，生于晋咸安元年（371年），死于晋义熙五年（409年），鲜卑族人，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出生在参合陂北，祖父是拓跋代国的建立者昭成皇帝什翼犍，故幼年生活在皇宫中。拓跋珪6岁时（376）前秦皇帝苻坚率兵进攻代国，什翼犍被子杀死，所部众叛亲离，代国灭亡。拓跋珪臣属独孤部，开始早期流亡生活。此时，拓跋珪虽年幼，但性格刚强，被认为是“光复洪业，光扬祖宗者”。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颠覆，北方短暂的统一为分裂割据所取代。拓跋珪乘势纠集诸部，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一月在牛川（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拓跋珪称魏王，定年号为登国，改国号为魏，是为北魏。拓跋珪继代王位时，整个塞上还处于分裂状态。为了稳固地位，统一各部，拓跋珪继位后就开始了巩固势力、扩大地盘的斗争。经过南征北战，拓跋珪成为塞外唯一的强大部落。
北魏政权得以初步巩固后，拓跋珪开始向外扩张，试图统一中国北方。他首先灭掉了觊觎王位的叔叔，又一举兼并了势力强大的独孤部族；不久又与中原的后燕联兵，彻底击溃了强盛的宿敌铁弗部；在控制塞北后，挥兵东下，迅速占领后燕的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山西大同市东北），设立社稷，史称道武帝，继而建立起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拓跋珪注意文化教育，以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工具；还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为维护建立的北魏政权，拓跋珪还曾推行大族豪强迁离本土的政策。作为北魏国的开国皇帝，拓跋珪为建立北魏国家北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建国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北魏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奠定了基础，从而建立起了庞大的北魏帝国，开启一个胡汉分治南北的新时代——南北朝时期。
但是，三十岁以后的拓跋珪却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据《魏书…太祖纪》记载“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拓跋珪不仅经常残杀大臣，他还常常坐在辇上，手里拿剑，直刺前面抬辇人的后脑，一人死，马上另一人代替，每出行一次就杀死几十人。
这位横扫天下的英雄怎么突然之间会变成一个不可理喻的怪人呢？后人对拓拔珪这种反常行为，曾有过多种解释：有人斥责他生性残暴；有人骂他是夷狄本性。以上的观点都是以正常人的标准评价拓拔珪，其实这位盖世英雄并非故意倒行逆施，而是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那么，拓拔珪为什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呢？专家们从外部因素和身体内体因素进行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仕人提倡清淡和空谈的风尚，所谓“玄学”流行于世，人们思想空虚，自认为看破红尘和生死玄机，贪图清净和享乐。当时流行服食一种名为寒食散的药物。寒食散也叫五石散，到了唐朝又叫“乳石散”，其成分主要是由雄黄、石钟乳、青慈石、丹砂、白石英组成，属中药材里面的金石类，这些成分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说明和注解，或多或少都有毒性，现代化学技术也测定出，这些金石主要是有毒的汞、铅、砷、硫化合物，这和道家的炼丹也有区别，显著区别在于“五石散”是自然矿物，炼丹是矿物的人工炼制品。拓拔珪正是服五石散上瘾，一发而不可收拾。
三国魏时清谈家、驸马何晏是服用五石散的提倡者。当时，贵族中人相继服用，一时成为风气。服此药后，皮肤燥热干裂，能够使人精神愉悦，还有极强的增加性快感的功效。有点象今天的“摇头丸”和“大麻”，服后必须冷食、饮温酒、冷浴、不停的运动、穿薄布旧衣和宽大的鞋子，这样才能将药性散发，才不会磨破皮肤。这种毒品和现代的毒品相似，久服以后极易上瘾，对身体危害也极大。但当时的人们却认为那不是服毒，相反却认为这种服毒可以驱病强身，延年益寿。
孙思邈对这种毒品有过深刻的说明：“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又：“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最能说明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服这种毒品的是下面这句话：“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鲁迅也说过魏晋时期的“五石散”和“鸦片”有极其相似之处。可以说，服食五石散是导致拓拔珪神经错乱的主要因素。
拓拔珪患病与外部因素也有很大关系。在金戈铁马、摧城拨寨上，拓拔珪战功赫赫，可谓得心应手，如鱼得水。但在建立北魏后，他却陷入两难境地。他在中原建立北魏政权，但却大量保留胡风胡俗，因而他不能像汉族皇帝一样轻易驾驭政权，反而行动处处受人规范、制约，甚至皇位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