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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始皇帝国葬，李斯是尽心竭力的。胡亥接纳赵高举荐，发丧之后恭敬地拜李斯为主葬大臣，且颁行了一道诏书：丞相李斯得全权处置始皇帝葬礼事宜，举凡国府郡县官署得一体从命，否则以法论罪。李斯倍感奋然，当即拟就了一卷《致隆国葬书》呈上，胡亥立即批下了“制曰可”三个朱红大字。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将葬礼论说得最透彻的，当属李斯的老师荀子。荀子的《礼论》，其轴心便是论说葬礼。李斯之所以要郑重上书，便是要以老师立论为根基，将始皇帝葬礼操持成有大师学说为根据的亘古未见的盛大葬礼。李斯由衷地以为，这既合始皇帝超迈古今的大器局，也很合目下安国之要义。李斯在上书开首，先大篇引述了老师荀子的葬礼论：
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再得其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刻薄）。君子贱野而羞瘠，故天子诸侯棺椁七重……，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天子之丧动四海，属诸侯……若无丧者而止，夫是之谓至辱。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生如死，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圹垄（陵墓），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盖斯象拂也……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也。复是谓之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三月之殡，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
列位看官留意，荀子的葬礼说，给后世解读始皇帝陵墓奥秘提供了必须的路径，然却极少为人注意。至少，荀子关于葬礼的四个基本立论，已经被史书记载的始皇帝葬礼与后来的历史发掘与一定程度的科学探测所证实。其一，“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人之葬礼应当与生前身份相合。这一葬礼法则，决定了始皇帝葬礼与陵墓格局的空前绝后。其二，葬礼以“致隆”为要，不能失之刻薄（瘠）——人之葬礼以死者生前享有的礼遇为本，进而最大限度地隆重化。这一葬礼法则，是始皇帝葬礼与陵墓之所以穷极工程财富之能，而又为当时天下所接受的传统礼治根基，非胡亥李斯赵高的任何权力意志所能一意孤行也。其三，“圹垄其貌象室屋”——死者陵墓及地下寝宫之形制铺排近似于生前行为环境。这一葬礼法则，决定了始皇帝葬礼陵墓的诸如兵马俑军阵等种种盛大气象的现世所本，并非凭空臆想。其四，“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死者地下寝宫应当取诸天地人三象，以尽“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这一葬礼法则，见诸不同身份之人，可谓天差地别。然，即或庶民葬礼，至少也是当有者都有，庶民墓室上方的砖石上刻画星月以象天也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荀子只提供了一种原则，实施之规模大小则取决于死者生前地位。
始皇帝葬礼陵墓依此法则展开，自然是宏大无比。《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葬既已下，……树草木以象山。”此等地下宏大景象，已经被发掘出的兵马俑军阵，以及尚未发掘而进行的科学探测所大体证实：广袤苍穹星斗罗列，取象于天也；水银为江海河川，取象于地也；兵马俑军阵与庙堂朝会罗列陵城，中取于人也。
后人每每惊叹于始皇帝陵墓气象之瑰丽庞大，多将此等营造谋划之奇迹，本能地归结于秦始皇帝本人的超绝创制之才。其实不然，始皇帝一生劳碌繁忙于国事，五十岁之时骤然死去，无论其心志、其时日，都不可能从容地去铺排身后如此盛大的葬礼。这里只有一种可能：谋划力与想象力几乎与始皇帝匹敌的李斯，以荀子关于葬礼的法则为根基，最极致地营造出了格局惊人的隆盛葬礼，最极致地营造出了冠绝历史的宏大陵墓。合理的历史逻辑是：始皇帝葬礼与陵墓，几乎与始皇帝没有必然关联；人们忽视了后来变得灰蒙蒙的李斯，于是也将人类奇迹之一的始皇帝陵墓，变成了无法破解的奥秘。此乃后话也。
引述荀子之论后，李斯提出了始皇帝葬礼与陵墓的总方略：
先帝伟业，冠绝华夏而超迈古今，葬礼陵寝亦当如是也。老臣总司国葬，拟议方略：以荀子葬礼之说为本，大象其生，礼极致隆，陵极宏壮，室极深邃，工极机巧，材极精丽，藏极丰厚。非此，不足以大象先帝之生也！
胡亥批下上书后，李斯立即星夜聚集老奉常胡毋敬属下各署及博士宫全部博士，会商决断国丧与陵墓建造的总体格局。胡毋敬与一班博士对二世批下的李斯上书激赏不止，儒生叔孙通一言以蔽之：“丞相既通法家之精要，亦通儒家之礼教，此葬礼方略深合荀儒之厚葬精义，大哉大哉！”于是，三日三夜会商之后，确定了葬礼与后续陵墓建造的总体格局。其中最大的创制，是一致认可了李斯提出的建造地面陵园的方略。
列位看官留意，盖古之中原葬礼者，有墓无园也，有墓无祭也。此所谓“古不墓祭”之说也①。也就是说，中原文明的古人，祭祖在宗庙（庶民谓家庙），而不到墓地祭祀；唯其不祭墓地，春秋战国及其之前的中原墓地，都是孤零零墓地而已，没有地面建筑而任其自然湮灭；这也是先秦墓地几乎没有地面痕迹的原因之一。墓地祭祀，原本是戎狄游牧部族之礼仪。因其居无定所，再加财力有限，没有建造固定宗庙家庙之可能，故有年年赶赴墓地祭祀之风习也。秦人自殷商时期进入西部，在戎狄部族海洋中半农半牧奋争数百千年，生存之艰难与戎狄部族无异，自然秉承了墓祭之风。今始皇帝必然有陵墓，秦人也必然要到墓地祭祀，既然如此，孤绝矗立之墓地，则有无以“大象其生”之缺憾。此，李斯创设园寝制之起因也，却非实质目标也。李斯之实质目标，是以可见的宏大的地面城堡式的陵园建造，大张始皇帝之万世不朽——始皇帝不朽，始皇帝庙堂运筹之李斯焉能朽哉！
何谓园寝？寝园也，安寝之园也。也就是说，使死者安寝于地下之地上园囿，便是园寝。李斯谋划的园寝制是：以始皇帝陵墓（山坟）为轴心，建造一座分为内城外城的壮丽城邑，内城周围五里，外城周围十二里，内外城俱有四座城门；其形制规模，远远大于春秋战国“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寻常现世城堡；陵园城邑之内，除地下尽行铺排庞大军阵朝会等等宏大格局外．地面山坟一侧同时建造祭祀之宗庙，供皇室与天下臣民人庙祭祀。这一宗庙的正式名称是“寝庙”，也就是建造在陵寝的宗庙。
时当战国末世，在墓地建造宗庙（寝庙），堪称一件改变天下葬礼习俗的全新事物。李斯既创设园寝宗庙，本意自非仅仅供天下臣民自发地流水祭祀，而是要成为一种祭祀定制，成为皇家正宗祭祀礼仪。为此，建造陵墓城邑一开始，李斯便特意与老奉常胡毋敬联名上书，请尊始皇帝寝庙，以始皇帝陵寝之宗庙为祭祀正宗所在。二世胡亥自然是立即写了“制曰可”三个大字，并破例将李斯胡毋敬上书发下让群臣议决。这大约是二世胡亥唯一的一次“下群臣议事”了。此时的大臣们已经是人心惶惶了，自然是无一异议。于是，主持议决的李斯与胡毋敬归总上书，明确定制为：“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天子仪当独奉始皇庙，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自此，皇帝陵寝宗庙制正式确立。也就是说，自始皇帝陵墓开始，庙祭与墓祭合二为一了。相沿后世，华夏民族的墓祭风习日渐弥漫，终将清明节约定俗成为一年最为隆重的祭祀日。
自始皇帝园寝制创立，历代皇室相沿承袭渐成定制。后世史家对园寝制演变的解释是：“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承秦所为也。前庙后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四时祭祀。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②”。此乃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