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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攻讦新政者，斩首弃市；敢有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而不举，连坐同罪；令下三十日内有藏书不交者，黥刑苦役。凡书只要不涉政事，皆可保留。民人欲学法令，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这番话如秋风过林，举殿大见肃杀，连帝国老臣们也惊愕得张大了嘴巴却没有声音。如果说去除议事制度与禁绝民入议政，老臣们还衷心赞同的话，那么焚书之举则多少使帝国老臣们觉得过火了。谁都知道，自商君秦法便有焚烧诗书令，然商君之世及其之后，秦国事实上并没有延续这一法令。也就是说，始皇帝之前五代秦王，只有过那一次焚书令，而且远远没有今日李斯所请的这般铺天盖地。毕竟，秦国以敬贤敬士而崛起，老秦人对书，对读书士子，还是从心底里敬重的。
“可有异议？”嬴政皇帝的问话仿佛从天外飘来。
“灭绝文明，灭绝天理，不可啊……”孔鲋绝望地嘶喊了一声。
突然，嬴政皇帝大笑着站了起来。大臣们这才惊讶地发现，皇帝今日是带剑临朝的。嬴政皇帝扶剑走出了帝座，居高临下大笑道：“好个文明也！好个天理也！
此话该教那些兼并民田的六国贵族们说说，也该教那些流着血汗为人佣耕的农人们说说！好词都是儒家博士的？儒家便是文明？儒家便是天理？儒家经典便是文明？王道仁政便是天理？好大的口气！好大的身份！何等文明？何等天理？复辟的文明！乱政的天理！朕今日就是要杀杀这复辟文明的威风，灭灭这王道天理的志气！朕就不信，没有这般文胆，没有这般天理，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大秦郡县制就会被取代！六国贵族也好，这家那家也好，谁想复辟，尽可与大秦较量！朕今特诏：丞相李斯所奏，照准实施。这，是朕对复辟者的一道战书！”
一番嬉笑怒骂，挟雷霆万钧之势震慑人心，博土坐席区一片沉寂，大臣们却骤然爆发出一阵哄然呐喊：“皇帝万岁——大秦万岁——”
三日之后，嬴政皇帝的诏书附着帝国丞相府令颁行天下了。
嬴政皇帝的诏书只有两句话：“大朝所议，制日：可。准以丞相府令颁行郡县。”
随附的丞相府令名为《文治整肃令》，全部将李斯的朝会奏对化作了实际政令，其包括方面是：
其一，废除议事制度。所谓禁议论，这是最实际的一条。要申明的是，被禁止的议事不是正常的朝会议事，而是由皇帝“下群臣议事”的有关特定重大事件的商讨决策制度。就其实际而言，这种议事与其说是一种明确的决策程序，毋宁说是战国论政风习所形成的一种传统。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通行的事实，而且为朝野所认可。所以，若不明令禁止，则有可能在大事不交群臣议决时反而遭受非议。是故，李斯主张禁议论，首先便是废止了最具有传统根基的“下群臣议事”的习惯程式。这便是李斯所说的“禁之便”（禁了有好处）的实际所指。中央国府取消议事传统程式，流播民间的种种议论便没有了强大的传递渠道，帝国决策便很容易保持一致。从当时的情形看，禁议事不能说没有合理性。
其二，禁止民人私议政事，尤其严厉禁止“以古非今”，明定“以古非今者，（灭）
族！”这个民，是朝臣之外的所有民众，其本意目标当然首指士人阶层。就事实而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强权镇压民众言论的重大事件，其负面影响极为深远。然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禁令明确指定了非议秦政的具体所指：以古非今。从尊崇革新维护革新的意义上说，它充满了不惜以强大权力维护新政成果的坚定性，最大限度地张扬了战国时代“法后王”的变革精神。但是，禁止议论政治本身，却也开启了思想专制的先河。从史料角度说，尚未发现帝国时期真正因“以古非今”言论而被灭族的记载。这一事实间接地证明：这一法令的威慑意义大于实际执行的强度。
其三，焚烧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期限为三十天。这一政令的当时含义很清楚：根除攻讦秦政的根基依据。李斯的庙堂对策及其政令，也都同时明确了豁免方面：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此列，官府藏书不在此列，法令典籍不在此列，秦国史书不在此列，各种政令典籍与理财资料（图书计籍）等不在此列。后来的史料证实，这道政令在实施中远远没有政令本身那般彻底。真正的天下典籍，除了藏于洛阳周室的先秦史书损毁最大，可说是基本不存外，其余百家典籍并未损毁多少。主要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官府收藏的诸子百家典籍仍在，二则是散布天下的民间藏书不可能被全部收缴。东汉王充的《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通志·卷七十一》云：“（先秦典籍之丧失）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刘大魁之《海峰文钞·焚书辨》云：“六经之亡，非秦亡也。（秦防儒者）
道古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李斯奏对中分明说民间百家语在焚烧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诸子”之说？只能说明，这道政令在实际执行中是有着很大的弹性的。毕竟，这道政令的本质目标是与复辟暗潮相呼应的“道古非今”的政治思潮，而不是藏书本身。
其四，禁私学。春秋战国学术繁荣以至鼎盛，私学之兴起居功至伟。帝国政令禁止私学，对中国文明的杀伤力远远大于“焚书”与“禁议事”两项。因为，这是从根本上遏制了文明源头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私学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学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于深山大泽，或得改换名目以继续传授学问。后世史家发掘这一方面的史料极少，只有一条记载，这便是《汉书·楚元王传）的记载：“楚元王交，字游……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子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其五，立官学。所谓“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根基在确立官学。立官学，是禁私学的必然补充。但从实际情形看，秦帝国之初正当战国私学传统极其强大之时，官学在事实上也只能是国家设立的博士学宫而已，各郡县尚没有兴办官学之记载。
帝国政令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官学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来凝聚种种社会思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是以法令为教，以律师为传授教习。两大尚未相通的文明体系，在同一时期采取了本质同一的治理方式，蕴含着何等必须探究的东西，实在值得深思。
列位看官留意，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并焚烧民间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焚书”事件。与其后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个秦帝国，因此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两千余载厚诬之下，已经无以使后人认知全貌了。人们因此而将嬴政皇帝看作暴君，而将秦帝国视作暴秦。甚或不屑于做任何历史真相的追究了。作为一起有着深刻历史背景，且发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书”事件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已经被后世儒家夹杂着仇恨心理的单向价值评判所淹没了。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单向评判，大大掩盖了“焚书”事件的反复辟的政治本质。在岁月流逝的长河中，一场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被褊狭地演绎成了一场恶意毁灭文化的暴行。这种评判，折射着我们民族时常痉挛性发作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射着我们常常因这种刻意失察而导致的种种悲剧。至少，人们已经忘记了，“焚书”事件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出的必然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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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氏春秋·仲冬纪》云：“仲冬之月……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命之曰畅月。是月也，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
② 阳武博浪沙，阳武为秦县名，大体在今开封西北。博浪沙为其时驰道路段名，大体在今开封与郑州之间，在今河南原阳县。博浪沙事件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韩国旧贵族张良主谋。
三、光怪陆离的铁血儒案
博士学宫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惊蛰朝会的次日夜里，统领学宫的文通君孔鲋逃亡了。博士仆射周青臣连夜禀报了奉常胡毋敬，两人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