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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如此纯厚气象，实在是当时天下之绝无仅有。此等清明传统之下，每遇年节或君王寿诞，咸阳王城自然是一片宁静肃然，与寻常时日唯一的不同，便是处处灯火通宵达旦。当然，之所以宁静还有另一缘由：王城之内凡能走动而又不当值的王族成员与内侍侍女，都去赶社火了。秦法虽严，王城一年也有两次自由期：一是春日踏青，一是年节社火。
秦王嬴政，从来没有在岁末之夜出过王城。
这便是嬴政，万物纷纭而我独能静。岁末之夜，独立廊下，听着人潮之声，看着弥漫夜空的灯火，嬴政的心绪分外舒坦。身为一国之君，能有何等物事比远观臣民国人的喜庆欢闹更惬意？正在年青的秦王沉醉在安宁美好的心绪中时，李斯匆匆来了。嬴政有些惊讶：“咸阳驱年社火天下第一，长史不带家人观瞻，如何当值来也？”李斯摇头道：“老妻儿子自家去便了，臣有一宝进王。”嬴政不禁大笑：“年关进宝，长史有祥瑞物事？”李斯颇显神秘地一笑：“臣所进者，非阴阳家祥瑞之宝，乃国宝一宗。”说罢从大袖中捧出一方铜匣，“此乃尉缭兵书，托臣代进。”嬴政双手接过，惊喜的目光中有几分疑惑：“尉缭可随时入宫，何须如此代进？”李斯道：“尉缭说，待王观后再进见论兵。或是名士秉性也，臣亦不甚了了。”嬴政笑道：“尉缭入秦，天下瞩目，魏国不会轻易罢休。长史多多上心，不能教尉缭又做一回郑国。”李斯一拱手道：“君上明断！魏国老病甚深，臣不敢大意。”
李斯一走，嬴政立即急不可待地打开了《尉缭子》。
方翻阅片刻，嬴政便起身离开了书房。及至赵高一头汗水地回到王城当值，嬴政已经不在大书房了。赵高机敏异常，也不问当值侍女，立即找到了东偏殿后的密室，秦王果然在案前心无旁骛地展卷揣摩。赵高一声不响，立即开始给燎炉添加木炭，并同时开始煮茶。片刻之后，两只大燎炉的木炭火红亮红亮，酽茶清香也弥漫开来，春寒愈显阴冷的密室顿时暖和清新起来。一切就绪，赵高悄没声地到庖厨去了。又是片刻之后，赵高又悄没声回来。燎炉上有了一副铁架，铁架上煨着一只陶罐，铁架旁烤着两张厚厚的锅盔。赵高估量得分毫不差，秦王一直没出密室，昼夜埋首书案一口气读完了《尉缭子》。直到合卷，嬴政才狼吞虎咽地咥下了一罐肥羊炖与两张烤得焦黄的锅盔。
“天下第一兵书！唯肥羊锅盔可配也！”
听着秦王酣畅的笑声，赵高也嘿嘿嘿不亦乐乎。
“笑甚！”嬴政故意沉下脸，“立即知会长史，今夜拜会尉缭。”
嗨的一声，赵高不见了人影。
一部《尉缭子》，在年青的秦王心头燃起了一支光焰熊熊的火把。
自少时开始，嬴政酷好读书习武两件事。论读书，自立为太子，嬴政便是王城典籍库的常客。及至即位秦王虚位九年，嬴政更是广涉天下诸子百家，即或是那些正在流传而尚未定型的刻本，嬴政也如饥似渴地求索到手立马读完。对于天下兵书，嬴政有着寻常士子不能比拟的兴味。春秋战国以来的《孙子》、《吴子》、《孙膑兵法》，更是他最经常翻阅的典籍。昔年，上将军蒙骜多与年青的嬴政谈论天下兵书。蒙骜尝云：“孙吴三家，世之经典也，王当多加揣摩。”嬴政却感喟一句：“三家精则精矣，将之兵书也！”蒙骜讶然：“兵书自来为将帅撰写，秦王此说，人不能解矣！”嬴政大笑云：“天下大兵，出令在王。天下兵书，宁无为王者撰写乎！”蒙骜默然良久，拍了拍雪白的头颅：“论兵及王，兵家所难也。王求之太过，恐终生不复见矣！”嬴政又是一阵大笑：“果真如此，天下兵家何足论耳！”
这部《尉缭子》令嬴政激奋不能自已者，恰在于它是一部王者兵书。
自来兵书，凡涉用兵大道，不可能不涉及君王。如《孙子·始计篇》、《吴子·图国篇》等，然毕竟寥寥数语，不可能对国家用兵法则有深彻论述。《尉缭子》显然不同，全书二十四篇，第一卷前四篇专门论述国家兵道，实际便是君王用兵的根基谋划；其后二十篇具体兵道，也时时可见涉及庙堂运筹之总体论断，堪称史无前例的一部王者兵书。嬴政读书历来认真，边读边录，一遍读过，几张羊皮纸已经写满。《尉缭子》的精辟处已经被他悉数摘出归纳，统以“王谋兵事”四字，所列都是《尉缭子》出新之处：
王谋兵事第一：战事胜负在人事，不在天官阴阳之学。
这是《尉缭子》不同于所有兵书的根本点——王者治军，必以人事为根基，不能以占卜星相等神秘邪说选将治兵或预测胜负。其所列举的事例，是第一代尉缭与魏惠王的答问。嬴政在旁批曰：“笃信鬼神，谋兵大忌也。君王以鬼神事决将运兵而能胜者，未尝闻也！恒当戒之。”嬴政认定，这一点对于君王比对于将领更为重要。将领身处战场，纵然相信某些望气相地等等征候神秘之学，毕竟只关乎一战成败。君王若笃信天象鬼神之说，则关乎根本目标。譬如武王伐纣，天作惊雷闪电，太卜占为不吉，臣下纷纷主张休兵；其时太公姜尚冲进太庙踩碎龟甲，并慷慨大呼：“吊民伐罪，天下大道，何求于朽骨！”武王立即醒悟，决然当即发兵。若非如此，大约“汤武革命”便要少去一个武王了。唯其如此，君王一旦笃信神秘之学，一切务实之道都将无法实施。所以，立足人事乃君王务兵之根基。
王谋兵事第二：兵胜于朝廷。
《尉缭子》反复陈述的邦国兵道是：治军以富国为先，国不富而军不威。“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显然，这绝不是战阵将军视野之内的兵事，而是邦国成军的根本国策，是以君王为轴心的庙堂之算。也就是说，朝廷谋兵的最高运筹是：国富民强，不战而威慑天下，不得已而求战阵。故此，一国能常胜，首先是朝廷总体谋划之胜。
王谋兵事第三：不赖外援，自强而战。
春秋战国多相互攻伐，列国遇危求援而最终往往受制于人，遂成司空见惯之恶习。《尉缭子》以为，这种依赖援兵的恶癖导致了诸多邦国不思自强的痼疾。是以，尉缭提出了一个寻常兵家根本不会涉及的论断：量国之力而战，不求外援，更不受制于人。嬴政特意抄录了《尉缭子》这段话：“今国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名为十万，实则数万。且（发兵之先）其君无不嘱其将：‘援兵不齐，毋做头阵先战。’其实，（援兵）终究不力战……（纵然）天下诸国助我战，何能昭吾士气哉！”而求援与否、援兵出动之条件及对援兵的依赖程度，也是庙堂君王之决策，并非战场将领之谋划。嬴政在旁批下了大大十六个字：“量力而战，是谓自强，国不自强，天亦无算！”
王谋兵事第四：农战法治为治兵之本。
嬴政读《尉缭子·制谈第三》，连连拍案赞叹：“此说直是商君治兵也！大哉大哉！”嬴政所赞叹的，是尉缭子明确拥戴商鞅的农战法治论。嬴政自己是《商君书》与商君秦法的忠实追随者，对尉缭的论说自然大大生出共鸣。《尉缭子》云：“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我号令，明我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尉缭之论，明确两点：一是依法治军，是为形式；一是重农重战，是为治军基础。天下自有甲兵，便有军法，任何国家任何大军皆然。但是，自觉地将军法与邦国变法融为一体推行者，寥寥矣！至少在战国兵家著述中，尉缭子史无前例。嬴政感喟不已，在旁批下两行大字：“如此国策，将军不能也，唯庙堂朝廷能行也，宁非君道哉！”
王谋兵事第五：民为兵事之本，战威之源。
自有兵家，鲜有将民众纳入战事谋划视野者。这一点，也是尉缭子开了天下先河。“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旺盛）则斗，气夺则走。”基于将民众看作战胜之本，尉缭子提出“励士厚民”为国家治军之本，并据以划分出国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