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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心事，只与纲成君蔡泽有得一说。
一个细雨霏霏的黄昏，吕不韦的青铜轺车进了蔡泽府邸。
在秦国，蒙骜、吕不韦、蔡泽都是当世入秦的外邦人，老秦人谓之“外臣”。三人之中，惟蒙骜是孩提时随家族入秦，然毕竟不是生在秦国，算不得名副其实的秦人，故在“外臣”眼里依然是同样的伴当。目下，三人又恰恰是秦国三个职爵最高的权臣，一相一将一上卿，几乎便是秦国的全部实权事权。若再将太后赵姬这个赵国女子与有着一半赵国血统的秦王嬴政算在内，秦国庙堂几乎便是外邦天下了。当今之世，也只有秦国有这种罕见的外臣聚权之象了。诚然，战国时代各国任用外邦名士为权臣者，可谓举不胜举。然则都有一个共同处：一代名君所为，名君之后终是断断续续，最后必然是越孱弱越猜忌外邦名士。秦国大大不同，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百余年来历经六代七君，始终是外臣当国，英才汇萃，从无间断！大体说来，秦国的外臣有五种人：一是名士而成权相者，如商鞅、张仪、甘茂、范雎、魏冄、蔡泽、吕不韦以及后来的李斯；二是基于纵横需要而入秦任相的外邦大臣，如曾经短暂做过秦国丞相的孟尝君等；三是移民入秦而成大将者，如司马错、蒙骜与军中的胡族将领；四是被永不过时的求贤令吸引入秦，而成为郡守县令与各官署大臣者；五是嫁给秦君而成气候的外邦公主，以及随公主入秦而立功封爵的外邦贵胄，如宣太后以及华阳君、阳泉君等。如此连绵不断的外臣气候，山东六国可谓望尘莫及也！就实而论，一个久居西部边陲数百年的半农半牧部族，一旦崛起，竟有如此襟怀气魄，不能不说是天下异数。令吕不韦深为感慨的是，秦国朝野从来没有觉得有甚反常，更没有无端的戒惧猜忌。虽说老秦人有时也因不满某事某人而对外臣骂骂咧咧一阵，然终究从未酿成过疑外风潮。这便是秦国，一个令天下俊杰才子无法割舍的施展抱负之地。
“四海胸襟，秦人王天下小矣！”英雄感喟者不知几多。
惟有此等气候，吕不韦与蔡泽、蒙骜以及所有“外臣”之间的相互来往，从来没有忌讳。外臣聚相谋国，从来都是坦坦荡荡。百余年来，除了范雎举荐的郑安平战场降赵，不计其数的外臣尽皆耿耿襟怀忠心事秦，从来没有过“二心”之人，更没有过背叛秦国的事件发生。
然今日吕不韦拜会蔡泽，却恰恰因为蔡泽是外臣，是燕国人。两人对秦法缺失早有同感，说起话来便少了许多顾忌。然则，这一话题若与老秦人说起，是官是民都要黑着脸先打量你一番，接着便会是无休止地争辩。即或与蒙骜论及，这位虽非老秦人的上将军却几乎与老秦人一般模样：只说甚事如何办尚可，若要总体涉及“秦法缺失”以及如何修补引导，便会沉下脸断然阻止。能论长远之道者，惟蔡泽也。此君历经坎坷，早已没有了争取重新为相的勃勃雄心，决意忠实辅佐吕不韦推行新政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实。有此两者，吕不韦至少可以放开说话。
“果然文信侯也！”蔡泽摇着大芭蕉扇笑着迎了出来。
“纲成君有备而待？”吕不韦也笑了。
进得正厅，蔡泽当头便是一句：“此其时也！更待何时？”
吕不韦悠然一笑：“此时何时，尚请纲成君教我。”
蔡泽呷呷大笑：“天知地知也！左右你不来老夫便去。”
一夕畅谈，淅沥雨声滤出了蔡泽的十六字方略——大兴文华，广召贤良，修书立说，化秦戾气！末了蔡泽呷呷笑道：“此策也，可做不可说，文信侯当知其妙！”吕不韦却是摇头一叹：“纲成君方略无差，归宿却是偏颇矣！”蔡泽大笑：“何时修得如此计较，方略无差而归宿竟能偏颇？老夫未尝闻也！”吕不韦正色道：“君所谓化秦戾气者，六国偏见也！不韦多行新政，所图谋者，惟补秦法之缺失也，惟壮秦法之根基也，焉得有他哉！”蔡泽不禁呷呷长笑：“好说好说！戾气也好，缺失也罢，只要做去，左右一事也！”吕不韦淡淡一笑摇摇头，却也没有再争辩下去。
一番筹划，吕不韦开始了有条不紊地铺展。
蔡泽的方略被吕不韦简化为两件实事：一是兴建学宫，二是兴建门客院，两件事都以私学之法兴办。也就是说，无论是学宫还是门客院，都是吕不韦私政，与国府无关。其所以如此做法，吕不韦是反复权衡而后拍案的。
要得明白吕不韦的良苦用心，得先说说战国文明大势。
战国之世，秦国虽不断强大势压天下，然就文明风华而言，无论是根基还是形式，尚远远不如山东六国。这既是天下公认的事实，也是秦人认可的事实。其所以如此，并非秦国没有财力人力大兴文华，而是基于商鞅法治的根基理念：国无异俗，民务厚重，耕战为本，心无旁骛！基于如此理念，商鞅的治国方略非常明确：一赏，一刑，一教；一赏使兵无敌，一刑使法令行，一教使下听上。其中涉及文明风华的“一教”，商鞅归纳为：“务之所向（教化的努力方向），存战而已矣（只能是强化人民战心）！”从而达到“富贵之门出于战（富贵门庭只能通过战功获得），精壮者务于战（精壮男子只求上战场），老弱者务于守（老弱者只求守御家园），死者不悔（战死不后悔），生者务劝（生还则激励国人求战），阖棺而后止（直到躺进棺材为止）！民闻战而相贺，起居饮食歌谣者，无非战也！”为达到如此贯彻举国上下的求战风习，对一切涉及文华风尚而有可能涣散战心的士人，诸如“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以出力保护他人为誉的任侠）、清浊”之士，秦法皆做了严厉限制：“不可以富贵（不能获富贵地位），不可以评判（不能评论国事），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不能私下议论，也不能将私议结论呈报官府）！”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华之举都被视为浮华惑民，自然要严厉禁止。孝公商君之后百余年，山东士人虽不断流入秦国，山东商旅更是大举入秦，然秦国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员为正途，不能兴办私学培育言论；商旅入秦，只能在专为外商兴建的咸阳尚商坊经营，不能进入老秦人的国人区，更不能与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说，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风华之举，而且也着意防范六国浮华风习对秦人的浸淫！惟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国已经拓展为五个方千里的大国，然诸般文明风华依然颇见萧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没有在秦国发生。
相反，山东六国却是文明大兴风华昌盛，一片蓬勃生机。
首先是国人言论自由。其时之山东六国，诽谤之风大开，议政蔚为时尚。诽谤者，议论是非指责过失也。从远处说，尧舜为部落邦国首领之时，华夏各部族便有“谤木”与“谏鼓”制度。谤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写或画，对国事做诸般抨击建言；谏鼓者，殿堂官府门口皆立大鼓，举凡官员国人有话要对天子官员说，便可击鼓求见，天子官员闻鼓得出，不得拒绝。这便是“路有诽谤木，朝有敢谏鼓”的古老传统。夏商周三代，此等传统虽日渐式微，但仍保留着浓厚的遗风，除了奴隶阶层，国人言论从来没有受到过大的禁锢。春秋战国之世，奴隶随着变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随着变法潮流而兴起，民智渐开，国人言论之风再度大起。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