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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提出这个口号后，只是推出了八部“探佚”专著，并鼓励著名作家刘心武创立了“秦学”。这些是否就是周大师要“还”的“学”，红学界自有公论。
“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的怪现状，从胡适红学诞生之日算起，也有近八十年了，早日走出红学困境，是红界同人及全体红迷的共同心愿。当今主流红学在“曹家店”泥沼中作困兽之斗，其志可佳，其情可悯，但其路可悲。用主观唯心主义观念去指导红学研究，红学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学”、科学的“学”、文学的“学”，只有回归到唯物史观的正确道路上来，才能够真正地“还红学以学”。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必然折射时代的光辉，《红楼梦》当然不能例外。曹雪芹所处的乾隆“盛世”，是个封建正统观念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化僵滞时代，决无可能产生《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作品，就像文革期间不能产生鸳鸯蝴蝶派作品一样。土默热红学根据唯物史观分析，认定《红楼梦》是明末清初那场波澜壮阔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的产物，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
第一，《红楼梦》创作宗旨是“兴亡感叹”。《红楼梦》中反复强调的“末世”背景，决无可能指乾隆盛世，只能指改朝换代时期的“末世”。其实不仅是《红楼梦》，明末清初凡是具有遗民思想的文人，都把当时称为“末世”。《红楼梦》中浓墨重彩宣扬的“好了歌解”、“飞鸟各投林”，都是描绘天翻地覆时期社会大变动、社会总清算的真实场面，同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清王朝、蒋家王朝覆灭时期的场面大同小异。
第二，《红楼梦》主导思想是“遗民意识”。《红楼梦》书中表现出很多有别于封建正统观念的思想理念，过去红学界不是解释为曹雪芹的“叛逆思想”，就是宣扬成曹雪芹的“超前思想”，这都是有悖于唯物史观的。土默热红学认为，《红楼梦》中展示的所谓异端思想，其实都是改朝换代时期遗民思想的正常反映，既不超前，也不落后，就是特定时代的忠实反映。所谓“除明明德外无书”的思想，是当时“疑经辩伪”学术活动的真实状况；所谓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思想，是当时文人总结大明王朝三百年基业一朝灰飞烟灭经验教训的共同结论；所谓“男人泥做骨肉，女人水做骨肉”思想，是清军在江南强制推行“剔发易服”政策时，封建士大夫阶层屈辱心理的曲折刻画。
第三，《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红楼梦》主旨言情，用梦幻手法架构，用通俗语言创作，清楚地显示出“晚明文化气脉”的文学特色。所谓“晚明文化气脉”，肇始于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崛起于《金瓶梅》及才子佳人小说的泛滥，中兴于《三言两拍》及世情小说的普及，延续于清初南洪昇北孔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终止于雍正乾隆年间的“侠义公案”文学的兴起，前后延续了一百年左右。《红楼梦》只能是这百年言情狂潮后期的一朵绚丽浪花，而决无可能是文学面孔严肃刻板的乾隆朝曹雪芹所能创作的。
所谓“还红学以学”，必须从史学、经学、文学各个角度，对《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文学背景、作者人生背景进行科学考证和辨证分析，而决不能采用削足适履的方法，不顾历史真实，硬往乾隆朝的曹雪芹脑袋上贴金，结果造成红学的一连串死结。按照主观唯心主义思路，采用“猜笨谜”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红学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学”，只有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正途上来，才能真正“还红学以学”。
三、还红坛以“文”
近年来，红学界某个重量级人物撰文，反复强调《红楼梦》是小说。这种提法本来不错，《红楼梦》确实是小说，是文学，而不是信史。问题是，这位大师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一本来无须说明的常识性东西？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主流红学面对一系列死结无法解释，无奈之下才捞起“小说”这根救命稻草。当初，主流红学的鼻祖胡适先生，可不是按照小说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只是胡适传人发现胡适之路不通时，才想起了《红楼梦》原来是小说，可悲也夫。
《红楼梦》本来就是小说，但小说本身也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尤其是《红楼梦》这样的现实题材创作型小说，也必须要有生活原型，要反映时代背景，不是任何“天才”作者的脑袋可以凭空杜撰、胡编乱造的。当今红学界研究《红楼梦》，最缺少的就是按照小说的创作规律来研究，去找出作者的生活基础，创作冲动，文学传承，创作手法，文学风格等等。只有这样，才是“还红坛以文”，真正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而不是把“小说”二字当作红学死结的遮羞布。
第一，《红楼梦》是记载“亲历亲闻”的写实小说。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在书中交代的很清楚，书中“一干女子”都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创作方法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作品的写实性。当今红坛之所以怀疑《红楼梦》是纪实性小说，根本原因是在曹雪芹身上找不到人物原型和故事原型，本来应该据此否定曹雪芹的作者地位；但我们的红学家们却本末倒置，凡是找不到原型的，统统归结为曹雪芹是“天才”。这不是在研究文学，而是在宣扬玄学。当你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土默热红学考证的真正作者洪昇身上，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去分析《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和作品真谛，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第二，《红楼梦》是使用“传奇手法”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创作手法，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确实独树一帜，与任何其他古典小说都不同。鲁迅先生说的很深刻：“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红楼梦》一出来，一切传统写法都打破了”。在《红楼梦》作者为什么能创造一种全新小说创作方法问题上，我国当今学术界的现状是，研究小说的不敢涉红，涉红的不去研究小说，形成了红学的“真空地带”。必须“还红坛以文”，把《红楼梦》真正当作小说，按照小说的研究规则去研究，方能走上学术正路。按照土默热红学的解释，《红楼梦》独特的创作方法，并非什么作者天才的独创，而是习惯性地使用传奇戏剧手法创作小说。《红楼梦》严格按照三一律写故事，是戏剧创作的第一要义，否则无法在舞台上演出；《红楼梦》语言明白如话，正是体现的当时戏剧创作要求宾白“明白如话，雅俗共赏”的创作原则；《红楼梦》写梦写幻的创作手法，也正是明末清初传奇界普遍写梦写幻的文学思潮体现，如“临川四梦”、《扬州梦》、《通天台》等等。《红楼梦》作者洪昇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创作大师，一生创作了40多部戏剧作品，《长生殿》成为古典戏剧的巅峰之作。由戏剧大师使用传奇手法创作小说《红楼梦》，顺理成章。
第三，《红楼梦》是遗留“文学遗憾”的未完小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遗憾的艺术”，但《红楼梦》的“遗憾”却有所不同，书中的故事时序、人物年龄都有颠倒错乱之处，预示人物命运的“判词”，多数都显得文不对题，不可理解。红学界的专家们总是试图解释作者这样描写的合理性和艺术性，但结果全属徒劳。其实，当你按照土默热红学揭示的《红楼梦》创作过程去研究这些错乱之处，一切又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洪昇创作《红楼梦》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是以南明才子与秦淮名妓的故事写“国仇”，后期改为以自己和姐妹们的故事写“家难”，所以才使书中出现了所谓的“大小宝玉”、“大小黛玉” 的问题；书中人物的“判词”多数是按照早期人物命运的预示写的，当然与后期人物命运不符。洪昇是落水猝死的，《红楼梦》最后创作没有完成，所以留下了这些遗憾。
在《土默热红学》出版之际，之所以要再罗嗦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目的无非是再交代一下土默热红学的研究基调和研究方法，避免误解，以正视听，并作“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声明：土默热红学说自己的话，但不反对别人说话；土默热红学走自己的路，但不干涉别人走其他什么路；土默热当然是土默热红学的奠基人，但不是传统红学的掘墓人，更不是当今主流红学“危险的杀手”。土默热愿意与胡适、蔡元培红学的传人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