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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牒。到了8月6日方始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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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日战争收场的时候，我已离职，我只简单地把它们记下来。8月9日，继广岛一弹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市。次日，日本政府不顾一些军阀极端分子的叛乱，表示：如果不损害天皇作为一国元首的特权，同意接受最后通牒。盟国政府，包括法国在内，答复他们，天皇应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节制，他应该授权并且保证降书的签订。盟国的武装部队将留驻在日本，直到波茨坦会议所提出的目标达到为止。
这些条件在8月14日都被接受。艾德礼先生在半夜把这个消息广播出去。
盟国的舰队驶进了东京湾，9月2日早晨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订了正式投降书。俄国在8月8日对日宣战，离敌人崩溃只有一个星期。然而它照样要求交战国的全部权利。
对于执行投降条件，我们不容许有任何拖延。马来亚、香港和荷属东印度的大部地区仍然在敌人手中，还有其它地方的一些孤军可能不顾天皇的命令而继续作战。因此占领这些广大地区成为当务之急。蒙巴顿将军自缅甸战役以后，即一直在准备解放马来亚，并且已经为在瑞天咸港（巴生港）附近登陆作好一切准备。9月9日实行登陆。9月初占领其它港口时，没有战事，到了9月12日蒙巴顿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受降仪式。
一个英国军官，海军上将哈考特，在8月30日抵达香港，9月16日接受了该岛的正式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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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些人相信多多利用以中国或以西伯利亚为基地的空军力量，可以更经济地击败日本。他们主张单凭空军的行动，一样可以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并且摧毁它本土的抵抗力量，而不必从海上作耗费很大的长途跋涉以进行进攻的序幕战，空军中先进的代表人物主张其他地区像缅甸、马来亚及东印度群岛的政治目标可以暂时放弃，等到空战取得胜利以后，可以不战而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不赞成这些意见。
认为日本的命运决定于原子弹是错误的。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以前，它的失败已经注定，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是压倒一切的海上威力。只有这个使我们有可能夺得海洋上的基地，从那里进行最后的攻击，并且迫使它的京畿军队不打一仗即行投降。它的船只已遭到摧毁。它开始投入战争时有五百五十万吨以上的船只，后来由俘获和新造所得，更大有增加，但是它的护航制度和护送舰只，力量不足，并且组织得也不好。
被击沉的日本船只超过八百五十万吨，其中有五百万吨是被潜艇击沉的。我们是一个岛上的强国，同样依靠着海洋，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假如我们不能制胜德国的潜艇，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十九章 波茨坦：波兰边界问题
波兰、德国和苏联——波兰由于寇松线得到的补偿——居民的迁移——7月17日波茨坦会议第一次全体大会——7月18日第二次大会——和新闻界的纠纷——各项和平条约起草的计划——〃德国的含义是什么？〃——我为流亡的波兰人呼吁——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讨论——德国的粮食和东部各省——我强调急需一个解决方案——7月24日我会见了波兰临时政府人员——我主张自由选举——7月25日同贝鲁特谈话。
在波茨坦会议上，我们面临着的问题之中，对日战争的胜利既不是最难的问题，也不是影响最大的问题。德国已经打垮了，欧洲必须重建起来。士兵必须回家，难民只要可能，必须回国。尤其是，各国必须谋取和平，使大家能在和平中一起生活，即使得不到舒适，至少应有自由和安全。我不打算把我们在正式会议和私人谈话中，关于压在我们身上的许多迫切问题所交换的详细意见加以复述。其中有许多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英国为了波兰而战，但波兰现在既不自由，又不平静；德国还是分裂的，同俄国还不和睦。俄国取自波兰的土地，波兰取自德国的土地，德国和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我们的讨论中，这些是凌驾一切的话题。因篇幅关系，这里所谈的也只限于这些问题。
我们在雅尔塔曾有约定，俄国的西部边界应该推进到波兰境内的寇松线为止，因而一向承认波兰也应当大体上从德国领土取得补偿。问题是取得多少？它应该在德国挺进到多远？关于这个问题，颇有不同的意见。斯大林要把波兰的西部边界沿奥得河推进到与西尼斯河合流处；而罗斯福、艾登和我坚持应该止于东尼斯河。三国首脑曾在雅尔塔公开约定，把这件事情就商于波兰政府，并且留待和平会议作最后解决。
我们竭尽全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但是在1945年7月里，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局面。俄国已经把她的边界推进到寇松线。
据罗斯福和我的体会，这意味着住在这条界线另一边的三四百万波兰人不得不向西迁移。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比这些情况要坏得多。受苏联支配的波兰政府也已经向前推进，不是到东尼斯河而是到西尼斯河。这个地区里，大部分住的是德国人，虽然已经逃跑了几百万，还有许多留在后面。我们怎样来处置他们？迁移三四百万波兰人已经够麻烦的了。我们是不是还要迁移八百万以上的德国人？这样的迁移即使认为可以完成的话，剩下的德国土地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德国的粮食大部分就是从波兰人夺去的那片土地上得来的。如果这片地不给我们，那么留给西方盟国的只是已经遭到破坏的工业地带和饥饿而膨胀的人口。就欧洲未来的和平来说，这是一个大错，那个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走廊问题，跟这个比较之下，显得渺小了。总有一天德国人会想要回他们的领土，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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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第一次全体大会是在7月17日，星期二，下午5时举行的。斯大林提议应该由总统担任主席。我附议。因此杜鲁门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会上提出了若干次要的问题。
杜鲁门先生提议意大利应该加入联合国，又提议英、俄、中、法和美国的外长应该起草各项和平条约和欧洲边界解决办法。我对于这两个建议都有怀疑。我们的海军在地中海虽然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我们对意大利仍是很友善的，在俄国要求从意大利舰队中取得的十五艘军舰中有十四艘就是由我们给意国的。但是我直率地说，英国人民轻易不会忘掉当法国的抵抗已经濒于崩溃之际，在英联邦最危险的时刻意大利对它宣战；他们也不会忽视意大利在美国参战之前在北非长期与它作战。
斯大林对于邀请中国参加外长会议也同样感到怀疑。为什么要它去讨论一个主要属于欧洲的问题？而且究竟为什么要有这个新机构？我们有了欧洲咨询委员会，而且我们在雅尔塔约定要有定期的三国外长会议。另设一个机构徒然使事情复杂化，而且和平会议到底在什么时候开？总统坚持说，中国既然是世界安全理事会的一员，它对于欧洲问题的解决应该有发言权，他也承认新的联合国机构将使〃三大国〃的外长会议讨论的范围缩得很小。在我看来，这一切似乎还嫌太早。我顾虑大同盟将归于解散。一个对一切国家开放而事事主张宽大无边的世界组织，将会变成松散无力。波兰的自由选举是个更迫切的问题，因此我提醒我的同事们这个实际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说到这里，我们就散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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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下午5时，第二次开会的时候，我立即提出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虽然不在议事日程上面，但是具有迫切重要性。在德黑兰的时候新闻记者极不容易走近会场，在雅尔塔那简直是不可能了。但是现在就在代表团所在地的外面，有一百八十个新闻记者以愤怒的心情在那里徘徊窥伺。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正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大事叫喊说他们没有得到采访的便利。斯大林问是谁让他们进来的。我解释道他们不是在代表团地区里面，大多数是在柏林。会议只能在安静和秘密的环境中进行工作，这一点无论如何应该予以维持，因此我自告奋勇要去会见记者们，并且向他们说明为什么不能接纳他们，为什么在会议结束以前不能让消息泄漏出去。我希望杜鲁门先生也能接见他们。新闻记者需要予以安抚，而且我想如果把开会的人需要秘密和安静的重要性向他们说明以后，他们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