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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此类争议变得时断时续，这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大势所向。在法国，大多数野生动物杂志和节目都退到了中间立场。它们用动物园的动物保护价值说服了自己，把批评声集中在了动物走私上。迫于会员们的反对，各学会也放弃了动物园访查和教育口号；实际上，动物园从来就不是它们的兴趣所在，不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饱受齐声讨伐的马戏团和巡游动物园。动物保护协会继续将动物园当成不值一提的小角色，这无疑是因为它们很难质疑动物驯养的合法性。
但调查显示，有相当比例的欧洲民众仍然反对动物囚养（在80年代的英国达到了81％），拒绝游览动物园。这种观念在许多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上留下了烙印。在温森斯，摄影家P·罗弗多特（P。Roverdot）看到的不是异域风情，而是一个混凝土世界。在《Figuresdel’enfermement》中，画家吉利斯·阿约展现了被降格为装饰品的动物：那条《大毒蛇》（Serpent，1972）成了马赛克；那只《狮子》成了一块岩石；而在《鱼类参见》（Piscinevide）中，一只河马的躯体隐而不见，只有它的名称还留在一张布告上。正是这种批评态度迫使所有动物园改变了自己。
动物园的变化
长期来看，欧洲动物园的数量增长（不包括俄罗斯，1912年有50家，1965年是180家，1995年是302家）反映了游客群体的膨胀，也与动物园在全世界的普及相吻合（1993年共有1165家，其中有545家在亚洲）。但这些数据只能说是大致估算，因为有相当多的小动物园没有进入游客指南或《国际动物园年鉴》（InternationalZooYearbook）这样的国际性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之前，动物园的发展一直是“被囚禁”的城市居民的愿望所驱。在德国（1912家有20家，1965年连东德在内共有45家）和英国（从8家到35家，），从两次大战之间开始，新动物园一个接一个地在新地区落成。南欧国家也在逐渐填补空白。意大利在1912年时只有3家动物园，到1965年，北部和中部城市已经拥有了11家。法国（从5家到12家）的动物园大多集中在北部地区，也就是人口最为密集的经济龙头地区，沿海城市则以展示本国或外来海洋生物的水族馆为主（1959年有11家）。1950年之后，东欧国家有显著的进步（1965年时，南斯拉夫有10家，波兰有9家，捷克斯洛伐克有14家）。
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动物园的数量应游客热情的进一步提高而加速增长，在国内和全欧范围的广泛普及也迎合了周末旅游和年度假期的兴起。有些新动物园建在市郊地区，离城区不过20到50公里远，因此是周末一日游和平日学校旅游的好去处。探险公园以及结合了游乐场娱乐项目和海豚展览的游乐园（如奥地利拉斯特附近的欧罗公园和法国的ParcAstérix）也多在郊外，因为它们需要大片的廉价土地。还有一些动物园建在旅游区，无疑是为了把握夏季的黄金商机。这种新定位存在于所有国家，但以南欧国家为主，特别是法国（1965年12家，1995年35家）、意大利（从11家到25家）和西班牙（从3家到10家）。当东方集团的动物园发展因经济原因（也影响了前东德）而停滞不前，西北欧的富裕国家却在迅猛进步，大不列颠是一个突出代表（从34到72）。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6）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动物花园开始向专项化转变。继水族馆之后，海洋公园、生态饲养园、鸟类保护区以及专养地方野生动物或农场动物的公园陆续出现。1950年之后开放的动物园大多是私人而不是动物学会创建的，就像斯特林根的哈根贝克动物园一样。这些创始人中有几个曾是著名猎人或动物园饲养员；许多人在踏上冒险征程之前曾从事过普通工作，而且社会背景相比19世纪的那些先驱们来说平凡无奇。他们往往自主经营，自己的家族就是惟一的业主。他们建造设施，购买土地和动物，收获的是滚滚财富和更多的自我展示机会。许多人声称自己从小就热爱动物，希望与动物建立友谊，永远摧毁动物本性凶残的谎言。这些新动物园在1950~70年间引起了动物保护协会和野生动物杂志的兴趣不足为奇，因为它们也采纳了老动物园的个性化和拟人化风格，正如它们将老动物园的员工招入麾下一样。
但这种看待动物的方式（忽略了生态层面）、资本的匮乏以及快速盈利的愿望常常导致这些新园主忽视生境和环境问题：他们所修建的小动物园就像19世纪的巴黎植物园，尽是狭小的兽笼、格窗、栅栏、散乱无序的房间、链索甚至装着隔栏的山洞。后来，一些园主意识到这种状况有违众意，老动物园的园长们也提出了批评。这类在东南欧特别是法国处处可见的动物园是70年代爆发抗议大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与扩大动物活动空间的长期发展趋势截然对立。
为了制止情势的恶化，这些小动物园的反对者和少数知名动物园的园长联合起来，成功地说服一些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在英国，动物园特许经营法案（ZooLicensingAct，1981年）对动物获得方式设定了限制，并规定了有关动物饲养环境的最低标准。在瑞士，1981年的一纸法令限定了兽笼和兽栏的最低表面积。在法国，1976年的一项法律确认了饲养和利用野生动物的权利，但同时将动物定义为有感知的生命体，这就要求动物的生活条件符合生物学的基本法则。这项法律要求所有动物园负责人取得证书，证明他或她有照管动物的能力，向公众公开信息，并确保游客的安全。它还规定任何动物园在向公众开放之前都须获得政府的授权。
马戏团也是政府的管制对象。早在1925年，英国的一项法案就对马戏团的训练和驯养方式施加了控制。1959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立法禁止使用珍稀和受保护动物，芬兰也于1989年颁布了这类禁令。在法国，马戏团领导人、动物保护协会和相关政府官员于1981年签署了一项协议，禁止了野蛮的训练方式和闲置动物的展览，限制了可用动物的种类，并规定马戏团在设计节目时必须将动物的天性特征考虑在内。但这些措施并未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因为它们只是一些最低要求，执行情况很少受到监督。瑞士199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这类法规仍然不够严密，有待完善。
为了防止争论话题转移到囚养原则本身，许多名高望重的公共和私营动物园先发制人，开始公开谴责马戏团、巡游动物园和粗制滥造的新动物园，主张实行淘汰性分级制度。在法国，埃尔蒙维尔（Ermenonville）动物园的老板让•；理查德（JeanRichard）于1970年创立了国家私人公园和动物花园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PrivateParksandZoologicalGardens）。协会向“好”动物园授予认证标志，希望终止理查德所说的“大屠杀”——当然也要终止惨烈的竞争和动物园集体形象的下降。1975年，温森斯动物园园长创建了法国动物园长全国工会（SyndicatNationaldesDirecteursFrancaisdeParcsZoologique）。该组织经常举办业内学术会议，如1977年的动物园教育角色研讨会。这些行动也有先例可循：一是1962年创建于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的国际动物花园园长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DirectorsofZoologicalGardens）——旨在通过国际研讨会推进动物园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二是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动物花园联合会（Ibero…AmericanFederationofZoologicalParks）——该组织同样成立于1962年，宗旨也与前者类似。
20世纪的动物园试图凭借重提19世纪的理念为自己立威正名，这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有效地改善了动物园的形象——用饲养员R·里德曼（R。Riedmann）的话说，动物园是一个“怡人而又亲切的避风港湾”。这种论调对动物保护学会有很大的影响（至少在60年代之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它对公众也影响颇深。
动物园教育意义的宣传也在继续，因为就像佩恩顿动物园园长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它们的休闲娱乐价值已经不足以“证明将野生动物关到笼中是合理的”。北欧各国发明了大量主要面向儿童的教育方法。安特卫普在1945年之后新招迭出：兽栏旁的分类学信息；介绍动物行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