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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的爱恨情仇（5）
崇德元年第二次征服朝鲜时，皇太极因为汉山城久攻不下，不得不先行回国。当时，朝鲜王国的宗器、社主、宫眷和群臣之家眷财产都在江华岛上。多尔衮率领刚刚组建的水师一举攻克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王子、宗室、妃嫔等七十六人，群臣眷属一百六十六人。多尔衮一改多铎等人大肆屠戮、侮辱俘虏的做法，严令部下对这些妃嫔、宗室、眷属待之以礼，并派兵护送，将她们交还给朝鲜国王。结果，朝鲜国王立即率群臣出城投降，并对多尔衮的温文有礼、冷静老练大加赞赏。这一年，多尔衮只有二十四岁。
天聪九年，多尔衮为皇太极和大清朝立下了一个特殊的功劳。
这一年九月，多尔衮率军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他临之以威、施之以谋，导致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当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北伐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逃离北京，将这个宝贝带到了蒙古草原，顺帝死后便下落不明。有学者认为，明成祖朱棣之所以五次远征蒙古，其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个东西，以便证明自己夺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是天命使然。他至死也没能如愿。二百多年后，一位牧民在草原上放羊，发现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一个劲儿用蹄子刨地。这位牧民在羊蹄子刨的地方一挖，挖出了这玩意儿。遂辗转落到了林丹汗手中。据说，林丹汗之所以以统帅四十万蒙古铁骑的成吉思汗自居，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长生天授予使命的玩意儿。
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对于皇太极和后金臣民的影响极大。他们全部真诚地相信后金汗国确实得到了上天的护佑，而皇太极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在“服膺天命”的崇高名义下，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致使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承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本来，按照推举制原则，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偏偏此时的情形已经与努尔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经过皇太极十七年经营，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的后金。从人性的层面考察，当年，当所有大小贝勒在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深深地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多尔衮的爱恨情仇（6）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诸王五。）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在王公贝勒中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这其中，很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的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有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两个人在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位继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不得不顾忌的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机。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满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承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而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有两红旗拥戴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
多尔衮的爱恨情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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