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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主动向大明求和的最深层之原因。为此，皇太极还曾经主动降低谈和的条件与门槛。应该说，这里面不完全是阴谋与策略上的考虑。
大风霾（2）
遗憾的是，大明帝国君臣消极接受了五百年前靖康之耻后宋金议和的教训，谁都不愿被看成是秦桧的同志。于是，在百战百败之余，硬是不肯接招，哪怕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不行。特别是袁崇焕被杀时，私下议和是一条重要的罪名。于是，随着张献忠、李自成们的日益壮大，帝国便日益陷入腹背受敌，南北多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窘境。为此，一些有见识的官员曾经建议崇祯皇帝，以议和安抚后金，集中力量解除内忧。从当时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对农民军作战的情形看，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不料，崇祯皇帝断然拒绝，严厉下令，胆敢言和者斩！致使满朝文武噤若寒蝉。
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攻下襄阳，杀死襄王。李自成则趁河南大饥荒之机，采纳李岩的建议，在起兵十几年之后第一次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结果，竟有数十万饥饿的农民踊跃加入到他的队伍之中，旋即攻下了河南重镇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叔叔福王朱常洵。就此，中原战场格局发生根本性逆转。
同年八月下旬，明清之间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松锦大会战接近尾声。洪承畴被围困在松山城内。十一月间，辽东地区下了一场大雪，运输极度困难。皇太极看到围困锦州、松山的清军粮草不继，于是，再次派人与明军接洽和谈。兵部尚书陈新甲鼓足勇气对皇帝提出了议和的建议。到了这时，万般无奈的崇祯皇帝仍然不肯放下身段，他先是痛斥陈新甲，“切责良久”，然后，仍然以天朝上国之天子自居，百般玩弄词藻伎俩，在口气和做法上都使用了很是不屑一顾的方式，用以轻蔑皇太极。结果，终于导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为此，晚明前清时期的历史学家全祖望评论崇祯皇帝朱由检说：“百战百败之后，而负气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则自取灭亡之道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明庄烈帝论。）
到崇祯十五年四月，松山、锦州相继失陷，杏山、塔山、宁远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们也在中原、湖广一带闹得如火如荼。直到这时，崇祯皇帝方才征求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的意见，是否需要和满清讲和。周延儒深知自己这位皇帝的秉性，知道他从不肯为臣子们担当，何况是这种涉及到江山社稷、千秋名节的大事，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于是，我们的内阁首相低着头，仿佛睡着了一样，任凭皇帝催问，死活就是不开口说话。气得皇帝拂袖而去，只好私下里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与皇太极秘密和谈。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就是自己相机行事看着办的意思。然后，再三再四地叮嘱陈新甲一定要保守秘密，“密图之”，不要让外面的人们知道。
此次议和，明朝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将近一百人。他们担心满清方面不友好接待，还特意携带了四十余车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没想到，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高度重视，他专门安排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接待规格极高，几乎是天天盛宴款待，令全体明朝使团成员大喜过望。从现有史料判断，很难说皇太极是在施展计谋。
当时，满清决策层包括皇太极都不敢相信大明朝是真心议和，认为只是缓兵之计。为此，皇太极专门请洪承畴辨认笔迹，确认大明朝的官方文件确实出自崇祯皇帝的手笔，这才十分认真地开始谈判。此时，清军正在趁松锦之战大胜之余威，进攻宁远等地，皇太极马上命令前线停火，以便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至此，满清高层大体以希望达成和议为主，只是在议和条件上看法不同。在这些人中，原为明朝官员，后来投降满清的张存仁、祖可法等人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他们建议皇太极，应该就此机会最大限度地得到实际利益，在土地上以割让黄河以北为上策，割让山海关以东为中策，割让宁远以东为下策。在经济上以迫明朝称臣纳贡为上策，令蒙古各部索取旧有财政补贴为中策，互市贸易为下策。
皇太极十分清醒理性。他专门致信朝鲜国王征求意见，认为要明朝称臣纳贡根本不可能，只要能够达成和议，他愿意去掉皇帝称号，尊明朝为上国，自己愿居属国地位。他明确表示，大清征服的地盘已经巨大，足够统治，征伐战争给双方都带来痛苦，他无意继续打仗，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只要既得地盘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其他事情都可以以后再说。
大风霾（3）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皇太极开出的议和条件在军事上基本以维持现状为主，在政治上做了较大让步，在经济上要求通过互市占些便宜，应该算不上特别苛刻。特别是，在给崇祯皇帝的长信中，皇太极态度持平，隐隐暗示出只要大明诚心诚意讲和，自己还可以作些让步（《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就这样，双方实际想法已经十分接近，若就此达成合约，大明将立即从腹背受敌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得到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的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将就此改写。
谁知，就在此前后，大明朝廷内外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使这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就此丧失——
陈新甲秘密派往沈阳议和的代表尚未返回，朝廷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堂堂天朝，何至于讲和输款？”坚决反对对清讲和。
有一天，一群监察官员在朝房里见到内阁大学士谢升，大家谈起了对清关系。谢升告诉他们：“关于议和的事儿，大家不必多说了。皇帝在奉先殿里抽签，请求上天指示，已经下决心了。”说完，又叹息了一句：“皇帝太喜欢耍小聪明，才导致天下坏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帮监察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再加上大学士如此诽谤皇帝，立即义愤填膺，纷纷上书弹劾谢升，说他“诽谤君父”，“大不道”等，前后达数十封。致使朱由检大怒，下令将谢升开除公职。
这边厢沸沸扬扬尚未平息，陈新甲派去谈和的人偏偏赶在此时回到了北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陈新甲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一位国防部长。他看完来人带回的报告后，随手放到桌子上，就出去办别的事情。他的仆人以为那是一份朝报，便让人拿去传抄。结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纷纷认为这是误国、卖国之举，络绎不绝地上书弹劾，要求严加惩治。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于是，下严旨痛斥陈新甲，命令他悔过自新。陈新甲则认为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何过之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他以与皇帝同样坚决的态度，拒绝承认错误。急怒攻心的朱由检下令将陈新甲抓进监狱。最后，倒霉透了的国防部长陈新甲，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下令处死。（《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陈新甲。）
由于这一番周折，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没有了下文。于是，当年十月，他第五次派遣大军讨伐明朝。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了。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势力，也已经由河南发展到了湖广一带的广大地区，几乎遍布中原地带。
面临内忧外患，大明帝国和它的崇祯皇帝已经大体没有了有效的制御手段。此时，距离朱由检把自己吊死在景山那棵树上，还有不到一年半时间。
公元1643年，是为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这一年，大清朝发生了许多令历史无法忘怀的大事——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多尔衮由辅政王晋为摄政王。大明朝也在焦头烂额之中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那位孙传庭，由于耳聋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如今，皇帝也顾不得追究他是否真的耳聋了，将他放出来重新起用。最早，先是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这一年五月，命令他兼任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并仍然兼任陕西三边总督，赐尚方宝剑。就此，至少在理论上，孙传庭成了有明一代军权最大的重臣之一。
可惜，此时他的头衔绝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