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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必过问，亦勿庸绳之以法。”耆英的话表明：中国无意于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英国商船贸易鸦片也不查不禁，任其发展。这是战败者无可奈何的态度。
但是，清廷却未放弃禁烟的努力。既然不能杜绝外国输入鸦片，道光皇帝就企图严禁国内兴贩和吸食，来达到禁烟的目的。道光皇帝在谕令中要求各地严禁，他在谕令中指出：“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指耆英）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道光皇帝还是要求各地查禁兴贩和吸食，直隶等地区也惩治了一批烟贩，朝廷的禁烟令似乎还在生效。
但是，清廷战败了，五口通商，便于海外鸦片跨区域地输入中国。因此，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获得了迅速发展。仅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两口岸输入中国的鸦片，即大大高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水平。
虽然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空前增加，而清廷却熟视无睹，不敢认真查禁，不加干涉，但英国仍不满足，仍然要求邪恶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次失败，英法联军甚至攻陷京师，火烧了圆明园。战败之辱，何以复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八年（1858）中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计有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以及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章程：海关税则》等。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被进一步瓜分，中国也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所没有得到的鸦片贸易合法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实现了。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向来洋药（即鸦片）……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章约汇编》第一册，第129页）具体税率则规定为：“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在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其民间买卖，于（咸丰）九年（1859）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李：《鸦片战争事略》卷下）至此，清廷的禁烟政策彻底破产了。
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洋药（鸦片）进口迅速攀上了新的高峰；同时，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便迅速代替偏处东南一隅的广州而成为新的鸦片最大进口口岸。1847年，上海进口鸦片约为16500箱，约占全国进口总量的一半，70年代以后，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已占全国进口量的70％以上。（苏智良：《中国毒品史》，第139页）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清廷禁烟政策的破产
咸丰八年的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海关税则》，明确规定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但清廷仍保持征税等权。具体说来，鸦片合法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允许鸦片纳税进口（每百斤鸦片征收关税30两），但外商不得将鸦片运至五口以外的内地；第二，鸦片在内地的关税厘金，由中国自主办理。根据这些规定，清廷无法阻止洋鸦片入口，又不想让洋鸦片如决堤的河水，四处泛滥，掠走更多的白银。于是，清廷在内地关税厘金上作文章，企图通过高税政策，稍微限制一下洋鸦片的销售。
关税厘金，其实是一种过境税。咸丰三年（1853），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为了搜集军费，创办了厘金制，强征货物过境税，并在扬州之仙女庙、宜陵、张网沟等地试行，收税率为货物总值的百分之一，故称厘金。次年，厘金税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了国内货物中转税。当时，全国共有厘金局六百余所，分局、分卡则多如牛毛，难以计数。厘金局、分局、分卡，构成了一张税收网，对往来各地的货物重复征税，因而成了清朝税收中的大宗，逐渐超过了正税的收入。
鸦片变成了洋药后，即有地方大员开始征收鸦片的厘金税。咸丰六年（1856），两江总督何桂清首先开征鸦片税。规定每箱鸦片征税24两，其中20两归军需，4两为办公经费。次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也开征烟税。咸丰十一年（1861），上海江海关设关抽厘，除对洋商每百斤鸦片征收30两外，还对华商征收厘税50两。对此，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等一再反对。对英人的用心，清朝恭亲王奕等人看得较清楚，他们奏报皇帝说：“臣等揣量其情，一则洋药税征收过重，恐内地土药畅行，洋药贸易不畅；一则中国奸商勾结该领事，冀于新章开办之时，借端轻减。”奕等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洋药征税过重，势必增加洋药的价格，影响鸦片对内地的行销。这是清廷限制洋药倾销、防止白银外流的最后一张牌，虽然洋人反对，清廷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内地征税，由清廷自主决定，是《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明文规定的，所以清廷对密迪乐、威妥玛的要求进行了驳斥和否定，指出：“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税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
即使这一点关税主权，英国人也不会放过，经过中英双方多次会商，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中英双方又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对鸦片内地厘税进行了规定：鸦片运入中国后，先封存于海关，由华商承买。每箱交纳正税30两、厘金80两后方可起运内地。此后，凭海关单和运货凭单运销内地，无须再完税纳捐。如果鸦片运入内地，拆包分销，要交纳税捐，其税额“均不得较土烟所纳税捐等项格外加增，亦不得别立税课。”如果按价格征收烟捐，那么应该取洋烟、土烟价格的平均数计征，不得有所偏抑。至此，清廷对洋鸦片入口的限制，全部被剥夺了。清廷还会有什么方法防止白银外流呢？
对鸦片征收厘金的作法，包含了一个前提，即鸦片可以合法地销售、吸食。这自然与清廷的禁烟令相矛盾。因此，在咸丰二年（1852），御史吴延溥等人即奏请弛鸦片之禁。对此，咸丰皇帝未予明确的答复。但其后不久，一些封疆大吏已开始征收鸦片厘金，允许鸦片的流通。咸丰八年（1858），两江总督何桂清鉴于朝廷默许征鸦片税的事实，大胆地提出了弛鸦片禁令的主张。何桂清在奏章中指出：“鸦片烟我虽有禁，彼（指外商）则仍然贩运，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则内地匪徒不至于聚众护送，酿成巨患，其利系在我，于夷酋夷商均无出入。”何桂清基于鸦片已无法禁止的事实，劝清廷征税，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从鸦片贩子的手中分取部分利润。对此，咸丰皇帝基本同意了。
至此，对以前禁烟的法令应该认真清理一下了。咸丰九年（1859），清廷颁布了《洋药经售条例》，规定了新的鸦片政策：进口鸦片由经营洋货的商人经销，其他铺店及住户均不准寄存；洋药货铺不得开设烟馆；凡官员、兵丁、太监人等，均不得开馆，兴贩和吸食，违者依旧例治罪；其余人等概准买食，但不准开馆、兴贩，违者照赌博例问罪。这个条例还对以往的禁烟条例作了彻底清除，即以往的禁例一并删除，统统作废。
这个条例，仍禁止官员、兵丁和太监参与鸦片的兴贩和吸食；违者仍依旧律从重治罪。禁止开设烟馆，禁止普通民人（非洋货商）兴贩，但对违者仅治以赌博罪，杖徒而已。即使这个规定，后来也一再放宽。同治元年（1862），清廷又颁布了《改定禁烟馆条例》，规定私开烟馆，照开场聚赌例，杖一百徒三年；在烟馆聚吸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同治二年，再一次放宽开设烟馆的条例，一般店铺，经过申请，均可开设烟馆，而一般人及零星小贩除外。
至此，外国鸦片可以入口了，可以在国内长途贩运了，可以开馆吸食了：清代的鸦片禁令已经全部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