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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包括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和粤海关监督文祥讨论许乃济的奏折，并制订一套“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的周密办法。广州的大员们讨论后，一致同意许乃济的意见，并向道光皇帝呈送了《应准许乃济所奏弛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认为：许乃济的弛禁主张因时制宜，“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为了具体实施弛禁的主张，他们又提出了九条实施细则：①以货易 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②水师巡船及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借词滋扰；③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④鸦片应与其他洋货一样交易；⑤额税宜遵旧章，不必加增；⑥鸦片价格不必预定，随行就市；⑦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⑧内地栽种罂粟，应稍宽其禁，俾使土烟对洋烟有所抵制；⑨官员、士子、兵丁不准吸烟，其余宽其禁令等。
身处广州鸦片泛滥的三大衙门官员，都支持弛禁论的主张，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广州的官员密迩东南沿海鸦片走私之地，深知鸦片难以查禁堵绝，还是鸦片正常交易、收税，有利于地方财政收支？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官员，就是普通的士人，亦多有持弛禁主张的。道光十三年（1833），广东按察使许乃济即听到弛禁的主张，他的同乡何太清向他进言：要消除鸦片大量进口，白银大量外流的痼疾，必须“先罢禁例，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竞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梁廷楠：《夷氛闻记》，第8页）这一主张，深得许乃济的嘉许，并逐渐在社会上层流传着。
广州学海堂书院的教官吴兰修曾写过《弭害论》的策论文，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曾与许乃济探讨过鸦片问题，两人观点相一致。后来，许乃济所上奏章，基本上即以《弭害论》为蓝本，整理而成。
与广州的官员、士人的积极支持相反，朝廷中的一大批官员却坚决反对。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及江西道监察御史袁玉麟等分别向道光帝陈奏，驳斥弛禁派观点，仍然主张严禁鸦片。
朱樽在《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中指出：有法即有弊，贪官污吏借禁烟而索贿，并不能作为反对禁烟的理由。许乃济建议以货易货，而中国并无足够的茶叶、生丝等土特产易换如此之多的鸦片，最终还是要用白银；许乃济主张禁止白银出口，那么为什么不能堵截鸦片入口？反过来看，如果能堵住鸦片入口，那么白银自然不能外流。朱樽认为，白银问题还不是根本，最为重要的是鸦片伤生伐性，损害了百姓的健康。民为邦本，民众染上了鸦片瘾，为害较白银外流严重得多了。因为“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因此必须进一步申严鸦片禁例。
许球在其《请禁鸦片疏》中，提出了更为有说服力的禁烟主张。他首先将弛禁论驳斥得体无完肤。他在奏疏中指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接着具体讲述了自己的禁烟主张，他说：“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和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如前私贩，潜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可施其伎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第453页）
许球的奏疏义正辞严，有理有据，驳斥得弛禁派哑口无言，无法与之抗衡。许球提出的禁烟措施也深得人心，后来林则徐所采取的禁烟办法，多本于许球的主张。
朱樽、许球二人的奏折，深深打动了道光皇帝。他下令将二人奏折抄转邓廷桢等人，要求他们深入调查，找出禁烟不力的原因，拟订具体可行的计划，“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0页）邓廷桢等人会议后 ，上奏说：禁烟一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建言者倡论于局外，故抵掌较易敷陈；当事者肩任于局中，则措手宜有分寸。”但邓廷桢也表示，如果能按旧有禁例，杜绝白银外流，“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21页）看来，广东官员还是反对严禁，而倾向于弛禁。
江西道御史袁玉麟在其《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中，再次对弛禁论进行了系统而有利的驳斥。奏折的大旨是：但禁止官员、士子、兵丁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不仅无法做到，而且破坏了政令的统一，其遗患更大。按旧例征收鸦片入口税，每年不过十至二十万两税银，于国课无补，反而见小利而伤大体，得不偿失。至于纹银外流，是因为禁烟不力，如果禁烟有力，那么鸦片吸食、纹银外流均可堵绝。而鸦片交易以货易货是难以实行的、中国所产的茶叶、大黄等物，与外商的呢羽钟表大体相当，购买鸦片，仍不得不用白银；一旦弛禁，吸食者会越来越多，鸦片之进口也会越来越多，白银之外流因之而增多。可见，以货易货，无异于开门揖盗。允许内地栽种罂粟，必将导致无知小民弃农趋利，膏腴之区尽化为鸦片之壤。粮田的减少，人口的增加，丰年犹恐粮食不足，灾年更会缺乏粮食，导致饥馑的发生。禁止兵丁、士子、官员吸食，而不禁小民吸食，是窒碍难行的，因为兵丁、士子和官员来自民间。如果天下兵丁尽皆因吸食鸦片而疲弱不堪，那么情形更令人不堪设想。这样，一一分析，袁玉麟将弛禁的主张批驳得体无完肤，将其谬误、自相矛盾一一揭示出来，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公开主张弛禁了。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清廷的严厉禁烟与鸦片战争（1）（图）
弛禁与严禁的论争，以严禁论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清廷官员，即使是原来支持弛禁的邓廷桢，还是执行了朝廷禁烟令，驱逐在广州的外国烟贩，拟定《拿办窑口走私章程》，认真查办禁烟事宜。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道光皇帝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驱逐鸦片趸船，“严饬洋商，传谕该国坐地夷人，勒令寄泊趸船尽行回国，无许托故逗留。并确查窑口巢穴所在，悉数按治，毋稍姑息”（《筹办洋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19页）。七月，又令缉办鸦片私贩。邓廷桢要求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等撤走趸船，但遭到拒绝。邓廷桢于是通过铲除“快 蟹”等走私小船，断绝趸船接济补给等方法，来达到驱逐趸船的目的，又严厉查缉了一批国内鸦片贩子。双管齐下，禁烟取得了一些成效，使烟土价格开始下跌。
然而，鸦片泛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廷桢等人的禁烟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鸦片走私活动仍十分猖獗，白银大量外流并未改变。针对这种局面，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9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呈《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建议采用重治吸食洋烟的方法来禁止鸦片。黄爵滋认为，以往禁查鸦片一是严查海口，在海岸巡逻；二是禁止通商；三是查拿兴贩，严治烟馆。但这些方法都未能达到禁烟的目的，成效较小。因此，他提出了重治吸食的办法。因为“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由外夷之烟自不来矣。”黄爵滋重治吸食的方法是：“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至，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