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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穆德来到中国，协助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这是九年後（192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前身。他也在印度、日本、刚果等地，协助设立续行委办会，发展为日後的基督教协进会。
1921年，国际宣教协会在纽约成立，以全国或地区性的宣教组织高会员单位。协会旨在探讨全球的宣教策略，推广宣教异象，以及促进国际间的自由与公义。协会除承担出版《国际宣教评论》外，又刊行其他宣教研究的成果。
2．生活与事工运动。
从宣教运动和国际性的宣教组织，我们转而谈另一个重要的普世合一运动：＇生活与事工运动＇。
踏入二十世纪，教会遭受愈来愈多的外在压力和挑战，包括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後，面对国际间紧张的政治形势、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少基督徒都问：基督教信仰在这些问题上，有没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如何在这个世代中，维持基督教的声音？教会可以成为一股促进世界迈向和平及公义的力量吗？这样，一群教会领袖在1914年组成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联盟，并在德国的康士坦斯召开会议，成立教会和平联盟。
1920年，十五个国家代表集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另一次会议，议决推动一个普世基督教运动，讨论基督教在二十世纪可以及应该有的作为。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好结束，不少与会者的祖国都受无情的战火蹂躏。他们深信教会必须正视现代化对人类可能带来的祸害，特别是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基督教可以成为抑止军事对立的因素吗？。
在这样的关怀推动下，1925年，三十七个国家五百名代表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届普世基督徒生活与事工会议。会议一方面讨论宗派间的合作问题，另一方面探讨基督教的时代责任。他们将会议定名为＇ 生活与事工＇ 显示他们关心基督徒是否能建立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会後，1930年成立＇普世基督教生活与事工大会＇ （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for Life and Work）；将这个关怀订立为一个长期进行的普世运动。
生活与事工运动的发起，与当时神学界对社会关注的转向有相当的关系。神学家如汤普（William Temple， 1881…1944）及尼布尔等，非常关注教会如何面对集体和普世的罪恶问题。尼布尔有一句名言：＇对教会而言，世界实在太强了」（The world is toostrong for me cnurch）。基督徒今天面对的不再是个人的罪恶问题（诸如个人受引诱和试探等），而是集体的罪恶，故这不能单靠个人悔改，便将问题解决。面对著全球性的不公义，各样危害人类的和平与友爱、破坏社会公义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教会需要探问福音的社会意义，就如：信仰如何改造或协助改进社会？教会作为一个集体性的群体，如何解决整体社会问题？
1934年，欧洲局势紧张，希特勒在德国开始崛起。国家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到处流播，愈演愈烈。普世基督教生活与事工会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题目是＇今日的政教关系＇ （TheChurch and the State State Today），关注信仰的时代意义及社会实践的问题，後筹划在1937年於牛津召开第二届生活与事工的普世会议，议题为＇教会、社群与国家＇。除了召开会议外。他们还出版一些关於信仰、教义的小册子，讨论信仰的时代意义。
其後，大会决定与当时另一个国际性教会运动：＇信仰与教制＇。
（Faith and Order Movement）合并。 1938年，这个运动再并入刚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临时委员会。
3。信仰与教制运动。
信仰与教制运动跟生命与事工运动取向并不相同，但他们都是探问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形式。後者关注事工问题，包括信仰的时代意义、社会问题；前者则集中於教会内部事务，特别是不同宗派的教义与礼仪的调和工作。他们努力寻找宗派间的最大公因数，藉以破除教义和礼仪的藩篱，制定一套能为各更正教派共同恪守的信仰规范。这是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最棘手的部分。
运动的首倡者为美国菲律宾圣公会主教布兰特（CharlesBrent，1862－1929）。他与穆德是亲密的朋友，早自1905年便彼此相识。在出席1910年的爱丁堡宣教大会後，他受到会议的启发，希望召开一次全球关於信仰与教制的会议；在得到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戴维逊（Randall Davidson）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董其事。会议原拟在1917年举行，但因欧战爆发，故被迫延迟。在1927年瑞士洛桑召开一次＇普世信仰与教制会议＇（World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讨论教会、信约、圣礼、职事及崇拜等问题，期望能挪开宗派间合一的障碍。穆德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37年，信仰与教制运动於爱丁堡举行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并入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临时委员会。但并入後，他们仍继续工作，召开会议，并协助推动不同宗派间的对话，例如基督教与天主教及东正教的对话。
在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主持下，信仰与教制分别在伦德（Lund，1952）和满地可（Montreal，1963）等地召开会议。1982年，他们通过出版一份名为《水礼、圣餐与圣职》（Baptism； Eucharistand Ministry，简称BEM ）的文件，制定一套为不同宗派共同信守的水礼及圣餐礼仪。不过，据知采纳这套礼仪的教会非常少，这可是一个不易成功的运动。
事实上，事工合作远较在教义及礼仪上谋求统一来得容易，因为教义与礼仪涉及教会的属灵传统，这是生死攸关的身分与角色认同等问题。要是我们无视传统的复杂因素，仅仅追求在教义和礼仪上求同存异，最可能的後果是将教义与礼仪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还原为一套纯粹的形式，并且在形式上谋求统一。宗教通常是社会中最古老的组织，其强烈的保守性是众所周知的。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每个宗派的传统都变成牢不可破的积淀。每个礼仪与教义亦都是互相紧扣而非孤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改变谈何容易！。
譬如说，改革宗传统的讲台是置於礼堂中央的，因为他们强调崇拜最重要的是宣讲上帝的道。他们相信崇拜的真正意义是事奉，而最重要的事奉是生活上的事奉，最美好的献祭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如此，恭谨地践行上帝的话，就是最美、最合宜的崇拜。要践行上帝的话，便得首先聆听上帝的话，而主日正是宣讲上奇说话的日子，信徒在恭聆後，便在其馀日子里践行出来。将讲台放於礼堂中央，绝对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布署，而是有复杂的神学观及圣礼观在其中的。教义与礼仪的整合是极其艰巨的工作。要是我们为求速见成效，将一切形式背後复杂的神学因素予以剔除，将之看成是纯粹的礼堂布贾，然後主张讲台有三种摆放的形式：或署中或偏左或偏右，任君选择，那我们便正是把礼堂设计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了。
今日的所谓崇拜更新运动，基本上只是集中在仪式编排的讨论。参与者宣称主日崇拜应有认罪、敬拜、代求等功能及环节，然後在每个环节下援引—、两节金句，让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这样的讨论有圣经及神学的根据；但实际上它们根本谈不上是崇拜神学，而只不过是综合晚会的节目编排罢了。我们将各种不同形式的礼仪单元化（视这个程序与那个程序毫无关连），一视同仁，故可以在这个星期尝试信义宗的三代经题，而下个星期则试用圣公会的唱颂方式。总之务使教会崇拜活动多元化，避免信徒感到沉闷。
普世合一运动很容易有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的倾向。为了求同存异，必须将所有的传统及其背後的神学意义掏空，甚至连教义也被简约为若干口号。譬如某些基督教机构所草拟的所谓信约，多倾向回避复杂的神学论争，只列举几条简单的条文。这样的信约是非神学化的，根本无法帮助我们确定信仰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