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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理性主义的危机。
1．缘起。
更正教在十六、十七世纪面对最迫切的需求，是建立自身的神学教义及教会体制的规模。一方面，更正教得确立自己的信仰身分。无疑它是因著要纠正天主教的错谬才出现，但它不能永远担任反对派的角色，却须把各条争拗串连起来，正面地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另方面，十六、十七世纪亦是天主教与基督教互相攻击最为激烈的时期；基於护教的原因，将自己的信仰立场辩证清楚，也是刻不容缓的事。事实上，当时天主教与更正教的主要冲突，都不是在上帝论、基督论的大课题上，此时为著要突显天主教与更正教的不同处，故争论点便尽往细微处走。因此，十七世纪是更正教的所谓＇经院神学＇ 时期，教会充斥著既为数众多又繁琐复杂、枯燥乏味的教义讨论。
2．危机。
研究教义者所追求的，主要是理论的和谐一致、首尾相贯，因而往往无视了现实的复杂与多元性。神学家若要将原本充斥著矛盾冲突的现实压平，好能套进他们所刻意营建的精致理论系统，无可避免地会践踏了现实，亦冒犯了信徒的信仰感受和经验。一个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十七世纪有关上帝的拣选是在人的堕落前抑或堕落後的争论。
信徒在生活层次上，甚少涉及繁琐复杂的教义问题。对一般信徒而言，他们既无法明了这些技术上的神学争论，亦看不出这些讨论在教会生活层面上的价值。此时教会领袖及神学家若专门讨论与日常生活无甚关连的课题，那整个教义讨论及教会发展方向，便与一般信徒脱节了；理性主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但教会却变得枯燥乏味；教会空有一堆礼仪及教义，却欠缺生命与激情。这样的情况在英国的圣公会里最为显著。
理性主义之所以轻易在英国圣公会里取得优势，与英国宗教改革的背景极有关系。
因著篇幅所限，这里无法详细交代英国的宗教改革及圣公会产生的经过。简单地说，英国宗教改革有别於德国由平民发动的情况，它是从上而下的，由英国国王的一桩离婚案件，触发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可以说，这宗教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它不是从神学立场出发，否定天主教的各样教义与礼仪建制，从而开展一系列的更新改造，而只是在组织上脱离罗马教廷，自立门户。所以，无论在教会、礼仪、组织等各方面，圣公会仍维持与天主教非常相似的形式；除了由英国国王控制教会，取代昔日罗马教皇的地位外，一切都无大变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英国教会存在著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举例说，它一方面拒绝罗马教皇的绝对领导，另方面却主张接受国王为其至高元首。它的理据何在？英国教会一方面要破除传递了千多年的教统，另起炉灶，但却又坚持使徒统绪的观念，确立从传统获得合法性与权威的主教制度，这又如何说得过去？根据马丁路德及加尔文的看法，所有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传统都要废去，教会必须奠立在圣经基础上；但英国圣公会从罗马天主教会所承继下来的传统，很多是难寻圣经根据的，那如何为它们的合法性作出辩护呢？在十七世纪，不少圣公宗的神学家为要合理化他们圣经以外的传统，都指出真理有两个根源，首先是圣经，其次是人的理性；後者是上帝设署在世界上的自然规律，虽未为圣经提及，但教会可以按著上帝给人的智慧，籍以建立符合上帝心意的教会传统。理性成了建构教会传统的合法基础。
B．民族主义的国局。
更正教另一危机，源自其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宪制的宗教改革，基本上是藉民族感情的鼓动、且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才获得成功的。为了抵抗来自罗马教廷及其他天主教国家的压力，改教领袖不惜容让政府领导层介入、控制及干预教会事务，他们更以「信徒皆祭司＇ 的教义来合理化这种政治对宗教的干预。宗教改革受到当时鼓吹绝对王权的君主支持，因此所建立的教会，即使不是国家；化的，亦至少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因着受到较狭隘的民族主义影）响。英国教会不大热衷於跨种族与跨地域的传福音工作。
及至工业革命以後，英国国力迅速抬头。为了开拓独占市场与寻求生产原料，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主义勃兴。在1914年，世界85％的地区由欧美国家所占据，其中尤以英语国家具压倒性的优势；英国是十九世纪的世界霸主，美国则在二十世纪取代了其位置。
帝国主义的扩张开阔了欧洲人的眼光，让他们注意到那个辽阔的非基督教世界。原本＇自保型＇ 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逐渐被＇扩张型＇ 的超民族主义（Supernationalism）所取代，民族主义的困局才得以打破。基督教会自然亦受此时代观念所影响，从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海外宣教运动（参第八课）。
C．社会与文化的激变。
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1780－1830）是继六千年前的农业革命以後，人类另一场重要的革命，对政治、社会及文化每个层面，皆造成深远的影响。随着生产形式的改变，生产力大增自然不在话下，生产关系亦有重要的变化，它促成两种新社会阶层——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出现。
1．中产阶级兴起。
中产阶级是指一群藉工业生产或贸易而致富的社会新贵，他们对原来的社会权力分配深感不满，既要求在社会上有更多自由、更大的发言空间，也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从君主手中取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此时期，有组织的教会（institutional church，无论是天主教抑或国教性质的更正教）由於与以君权为首的传统政治权力紧密挂钩，自然被视为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和妨碍民主、人权发展的保守力量。中产阶级对教会强烈不满。这种情况首先在天主教国家里发生，法国大革命其中一个攻击的目标便是教会，当时天主教被视为支持法国王室的反动力量，反教权主义非常盛行。而在更正教世界，教会亦被视为保守势力，如英国圣公会的「高教派」（HighChurch Anglicanism，又称Anglo－Catholics，参真260），便是保皇势力的中坚，中产阶级对其不满是有目共睹的。如何摆脱外在的社会建制与内在的组织体制，建立一个自主的、具活力、可供中产阶级参与的教会，诚为更正教当务之急。
2．工人阶级的需求。
工业革命除了导致资产阶级兴起外，亦促成工人阶级的产生。工人阶级包括了产业劳工，以及靠工资维生的贫苦大众。这大批城市贫民，多聚居在环境恶劣的贫民窟里，过著非人生活；由於得不到社会及政府任何保障，他们被资本家严重剥削，劳工每天要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收入仅供糊口。更悲惨的是那群童工，他们被迫承担过於其体力、心智所能负荷的粗活；一些十一、二岁的小童，整日垂首弯腰，在暗无天日的煤矿坑中，拖著沉重的煤车匍匐前行。
工业革命促成了大城市的建立。当时工人阶级面对的问题，绝大多数亦同时是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伦敦为例， 1700年的人口为六十五万，到 1800年才增至八十五万，但在 1890年却暴增至五百万。城市急速膨胀，许多问题如住屋、卫生、医药保健等，遂变得非常迫切：而在这些问题中受困最深的，自然便是全无自保能力的工人阶级了。这些劳工原本住在农村中，因著农业生产迅速商品化，小农庄瓦解，生计无着，适逢城市有大量工作机会，他们遂离开农村，转到城市干活。他们从前在农村生活，各方面的条件也许不比城市为佳，但家族与左邻右里仍然是有效的支援系统，在遇上困难时尽可互相照应；但如今当上无地无产的工人，光靠微薄的人息过活，万一有任何危机变故，生活便顿无保障。教会如何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变，适应劳工阶层的需要——这是它的另一个挑战。
如此，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兴起了资本阶级及劳工阶级，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要求：资本阶级期望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及政治参与：劳工阶级则希望有更大的社会保障、福利及关怀事工。更正教可以满足两者的需要吗？它可以摆脱十七世纪理性主义泛滥，经院＿神学的框框，并注入新的属灵精神吗？。
III．福音主义产生的背景：启蒙运动后的英国。
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及美国，合共有四次大奋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