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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纯晏驾后，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死于非命，而右军中尉却率领麾下的神策军控制了宫中的局势。事后神策军卒每人得到了五十缗酬庸。所以，元和宫变也被人看作宦官集团不同派系的一次对决。正因如此，轻飘飘的一纸《河间传》被看成对李纯命运的沉重告诫。我们也获取了元和宫变的第四种解读。前三种是：
对皇帝虐待的个人反抗；
俄底浦斯情结的病态表现；
皇室内讧。
可是，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元和宫变就如朱红的茎从雕栏玉砌的础下悄然托出的一朵，绽放在那些因关注过去而变得深邃的目光里，任你把繁萼复瓣剥了一层又一层，却总也不见意想中的蕊。从那些被前人剥下的落英里，我拈起了很不起眼的一瓣事实。它不比其他的事实来得重要，可也许它真的被忽略了：
在宫变中，比宦官更可研究的是文职官僚们的立场——同神龙宫变比较，两次宫变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也许玄机恰恰就在于此：神龙年间的宫变巩固了皇帝与文职官僚集团的合作关系，而元和宫变恐怕正相反。
文职官僚集团从一开始就介入储位之争。早在元和四年，翰林学士李绛上疏请立皇储。与他们的意愿相悖，李纯选择了邓王李宁而非遂王李宥，选择了一个官僚们很难抗拒的理由：立嫡以长。换言之，他是不承认郭氏能给她儿子带来继承优先权的。可惜，上天似乎并不眷顾“词尚经雅，动皆中礼”的皇长子。册储的仪式初选在孟夏季节进行——那是长安一年中最明媚的时节了：九城沁绿；肥厚的叶掌撑出层层叠叠的生意，将翳然气象掩盖得一点不露；仕女们心情愉快地往来于青鸦鸦的季节里，笑着、闹着、揣摩着盛典的每一个细节，并在若干年后把每一个细节都羼入她们青涩的回忆——不带有灰黑的情景在记忆中已越来越少了……然而，精心的策划在不期而至的缠绵雨水里湿透了。铅灰的雨云在随后数月内封锁着帝京的天空。仪式推迟到孟秋，又因同样的原因推迟到十月才告完成。这时已到颓废的冬天。经过了长逾六个月的宕延，从上到下，包括皇帝本人都是带着应付的心态在如期而至的凛冽寒风中履行完繁琐的程序。那年的雨也许暗示着上苍的旨意。因为仅仅过了两年又两个月，惠昭太子李宁就薨殁了。由于国典中没有太子丧仪，权摄太常博士的国子司业自创了一套繁琐的仪注。那场隆重得异乎寻常的葬礼也意味着李宁的两个弟弟澧王和遂王之间的角逐展开了。
澧王的生母——掖庭宫一个低贱的宫娥能给她儿子的实在太少了。在围绕立储展开的角逐中，遂王李宥是凭借优越的母系背景获得了文职官僚集团压倒性的支持。尽管李纯不愿意承认他继承大位的优越地位，这场较量仍以他胜出告一段落。矛盾没有解决。种种迹象表明，李宥成为太子不过是他的父亲迫于文职官僚集团的压力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
第一，诏命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草拟让表，以显示澧王仁和谦让。让表暗示着上表之人在皇位继承方面具有某种权利。对文字极为敏感的文官当然意识到其中多有不妥，更何况这绝非单纯的文字问题。早年间太平长公主就曾试图利用宋王李成器所谓的优先权兴风作浪。前车之鉴不远，所以崔群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嫡子遂王成为太子是天经地义的，不存在澧王让不让的问题。他的话很能代表文职官僚集团的观点，不过理由略嫌牵强：严格说来遂王并非嫡子，因为——
第二，终元和一朝德妃郭氏也没有主馔中宫。尽管建储之后这已成为文职官僚集团急于实现的目标，可李纯始终在犹豫。文职官僚们在册后问题上锲而不舍地向皇帝施加压力。最后，在元和八年十月群臣联名三上奏表。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李纯终于不能用装聋作哑来回应大臣的请求了。固执的他又借口“岁犯甲午”近乎赌气地宕延着册封皇后的时间——迟迟不给太子生母应得的名份，大大抵销了册立太子的政治意义。
第三，支持澧王的宦官吐突承璀回到长安，出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这个职位居内庭四贵之首。他一直是李纯身边最受信任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并且一度是皇帝与文职官僚对峙较量的重要工具，也就成了后者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元和六年冬，他因牵涉“羽林大将军孙俦行贿案”谪为淮南监军。当时，距惠昭太子李宁弃世不到三个月。吐突承璀的意外被贬导致立储的天平倾向遂王。现在，他的回归又让东宫之争静水微澜。
迹象也许还包括，皇帝褫夺了韦绶所兼任的太子侍读差使，原因是他对李宥过分亲密。这位出身世家的谏议大夫很快就被调离长安，到遥远的虔州任刺史。熟稔宫廷政治的人对这类举措不会陌生——处分东宫属官是皇帝警告太子的通用模式，有时还是更大动作的雨前山风。李纯对韦绶的断然处置很可能包含着对士族和文官过份介入东宫事务的不满与警告。
所有这些都构成一种讯息：太子的地位并不稳固。它在大唐的政治空气里传播着。许多被遏制的势力苏醒了，驿动着，伸出他们的触角品味空气中暧昧的味道，一点都不放过。
但是他们所嗅到的不会太多。宫禁制度是一道篱墙，横亘在他们面前，限制着他们的行动空间。篱墙后面是很多很多美丽聪慧的女孩。她们是姝丽的花草，遍植深宫的每一个角落，希冀着无数寂寞难捱的昼夜终能换来一夕的雨露，却总在落寞中度过她们只有一季的明媚鲜妍。天子可以很随意地放任她们在圈定的园圃里自生自灭，却不允许别人擅自进入他原始欲望的后园。文官们自觉地止步于藩篱之外。他们理解和认同皇帝的独占欲，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深深庭院里也莳弄着一朵、两朵女孩子的花，也有着类似的禁忌。我没有见过集中论述这道性防线政治意义的专著。但它于中国政治生活和制度演进又的确具有不可低估的独特影响。在历次政变中，这道藩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事件的进程，改变了事件的结局。这是毋庸多言的。在我看来，它的隔蔽效果与行政机构的沟通需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行政效率和帝王个人的性独占欲之间的矛盾，还是推动中国官制演变的重要因素——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元和十五年李纯卧病时，那道篱墙可不单单是一个行政效率的问题了。文职官僚总是凭借自身在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努力地将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高踞于最上一层的帝王的思路纳入自己预先设定的框架。他们牢固地掌控着话语霸权，执行着由他们设计的行政程序，引导大唐的政治进程。现在，文官们惶惶然地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已然被降低到最低，因为他们无法出入内廷，甚至作为天子近臣的翰林学士也不能涉足中和殿。这使他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可怖的是，他们的对手宦官吐突承璀可以自如地往来于寝宫与外界。阉人们失去了肢体的健全，却换来了对宫廷政治来说至关紧要的自由。出入宫禁的自由使他们在与文职官僚集团的争斗中稳操胜券。肉体残疾本不应该成为人们对宦官深恶痛绝的理由。那些刑余之人的操守、才智并没有和器官一起被阉割掉。举有唐一代为例证：马存亮、严遵美、西门季玄并称三贤，风骨不让名臣；杨复光在剿灭黄巢时指挥若定，俨然有大将风范。反观外庭文武的素质舛错不齐，猥獕颟顸之辈比比皆是；德宗时期，宦官手中的神策军指挥权失而复得就是因为外庭大臣在突发事件中的表现比宦官还要不堪。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反对宦官。就是因为他们享有文官们所没有的自由。这一点自由已经足以使他们与文官呈现不对称状态，使宦官们的权力缺乏制约，从一开始就存在恶性扩张的隐患，破坏了维系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平衡。在南衙北司的日常较量中，宦官们并没有取得某些历史教材所想当然的那种优势。这不奇怪。文官们身后毕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作为知识阶层，文化修养也比多数出身边地、下层的阉人普遍要高；同时他们还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所以，不管是元和还是长庆，只要帝国政治生活在既有轨道上运行，总体上南衙文官并不会处在很被动的地位，甚至能在皇帝的支持下有力地箝制北司宦官。但是，这种成就高度依赖于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在这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