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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脚地扒开、拆除并砸碎，还原为黄土和尘埃，散落在那片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原、左临浐灞、右抵沣水的土地上。当一切修饰性的、表面性的部分都破坏殆尽后，构成长安骨架的千万根木料从若隐若现、到兀然树立，再到轰然坍塌，终于完全裸露出来了。它们被整整齐齐地码着，暴露在阳光风雾里。整个过程有点象某些地方丧葬风俗中的拣骨，蕴藏着无法挽回的意思，一般地哀伤，一般地麻木，一般地将生者与死者间一桩桩肝肠寸断的往事重新勾起来。完成了最后的仪式，长安也就真的剔骨还天、剔肉还地，恢复自然本相，化为飘荡在中国人回忆当中的一绺幽魂。
汴州人要的就是这些木料，虽然它们大多被风干百年以上，又遭到蝼蚁日复一日的啃噬，几乎都已经朽了，都开始象老人的皮肤一样抖落下粉状木屑。在大规模的拆迁所带来的滚滚尘埃里，若多木料被作弄似地投入渭河滔滔的浊浪中去了。它们注定不得安生，要在风涛中湿漉漉地前行。这是何等壮观的一幕景象呀：
千万朽木如同一具具还没有来得及腐烂的死尸，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地浮渭河而下。水面被挤得剩不下一点间隙。黄泥汤浸泡的走肉行尸，是灰褐色的，翻滚着，磕碰着，带起细浪和龌龊的泡沫，散发着教人作呕的气息——那也是长安，随波逐流的长安。
那些带不走的、不想带走的，都被付之一炬了。屹立于六陂之上的永恒都畿自此永为丘墟。
多少的高歌狂吼、浅唱低吟，也不管是字正腔圆还是荒腔走板，都轻了、静了、消散了，甚至袅袅的余音、脉脉的眼神。生、旦、净、末、丑都下场卸妆去了，卸下帝、王、将、相臭皮囊。即使幕布已经拉上，象我这样痴迷流连的看客已经所剩无几，那也还不是结局。我曾经从千载河山之间所散落的那些宫阙、院落、断桥和荒冢里选取了一座城，为我的叙述选取了一个地理平台和历史布景，就象为一台昆曲选取了江南庭院依傍着水榭搭起的戏台，为秦腔选取了黄土坡。故事在长安上演，长安为不止一个故事的演绎提供了舞台。那么，故事要在舞台坍塌后才告结束。否则，即使是空空如也的舞台，缠满了蜘丝似的视线，空气与尘埃照样可以传达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那种独特韵味。作为舞台的长安与它的故事，就应该结束于尘埃落定的废墟。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拔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依大地的美”——散文家这个带有宗教美感的说法为我所击赏：
是的，皈依，那才是结局的应有之义。
马拉美说“世上的一切东西都为了成为书而存在。”长安终于皈依于那无可规避的结局。柳芳、裴庭裕他们留下的字纸，也就是我们讲述历史的原始素材（相对于那真实存在过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而言，字纸不过是另种款式的冥纸而已；相对于我们的复述，则是原生态的历史，特别是长安荒废以后）在燃烧的火苗里毕毕剥剥地化作了千千万、万万千灰蝶。灰蝶就这样代替了长安秋色里充斥着的青蝇，成为飞舞的精灵古怪。可我们预感到，风很快就要裹挟着漫空野马骎骎而至。到那时，连灰蝶们也会被刮到不知那里去了。它们是印证生命的文本。可就算是它们，也是旋生旋灭的。不论如何，现在它们还在，上下翻飞、载歌载舞的，仿佛被什么深深地吸引住了，让人误以为长安废墟上的色相或已成空，却有暗香依然如故，一缕不绝地从稀稀落落的白草根部飘散出来，透着一种地老天荒的味道。那些字纸，因化蝶而被辗转记忆下来的，成为考据的基础；因化灰而真的没有被记忆下来的，则留下了想像的空间——有考据、有想像，我们有了历史。
两千多年前的庄周就晓得：我们就是蝶；蝶就是我们；满天飞舞的，就是我们的历史。
繁华如梦
一、繁华事散逐香尘
霓裳羽衣舞不再翩然如蝶，广运潭的水面不再漕船如梭，甚至连渔阳的鼙鼓也悄然无声了……盛唐的繁华仿佛已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德宗龙驭上宾时的惨淡愁云和“永贞内禅”的暧昧气氛还在大明宫的雕栏玉砌间缭绕萦回。谁能预知，在年轻的宪宗皇帝统治下，帝国将往何处去？
如果说顺宗的病痛和“二王八司马”资望上的欠缺使帝国政治中枢的两大核心因素：皇帝与文官集团，无法实现良性互动，导致永贞革新的失败，那么顺宗的儿子唐宪宗所领导的元和时代没有这样的缺陷。作为一名强有力的君主，宪宗具有驾驭文官的高超手腕。无论是元和对策案还是李逢吉反“削藩”，可能激化党争的行为都遭到了弹压。单纯就个案而言，宪宗的处理未必公正；但着眼全局，我们发现，朝廷主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李吉甫、裴度都得到了或许不无偏袒但确实非常重要的保护，敌对党派很难利用他们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促成他们的垮台；宪宗也从未忘记敲打结党的高级官僚们，可官僚间有限度的对立又被他有意识地维持着：他用裴垍和李绛牵制李吉甫；当他发觉权德舆、李藩不能对同僚有所制约时便果断地罢免他们；宦官吐突承璀被他用来对付文官；文官们将矛头集中到吐突承璀身上时，他又通贬黜后者安抚朝野。总之，宪宗能够很好地协调文官集团，而又遇上了一个名臣辈出的时代：杜黄裳“达于权变”，裴垍“器局峻整”，李绛“明察思深”，武元衡“重慎端谨”，权德舆“孝悌力学”，李藩“修身慎行”，李吉甫精明干练，而裴度更是可以同郭子仪相提并论的国家柱石……人才济济的文官集团，加上一位驭下有方又能调动他们力量的皇帝，组建起很强大的政治中枢。
平定藩镇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在解决了剑南、夏绥和镇海等实力较弱的藩镇后，宪宗将矛头指向了顽固的淮西、强大的平卢和河北。战局一度十分吃紧，河北、淮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使宪宗不得不暂时向成德妥协。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甚至派人骚扰东都洛阳，刺杀宰相武元衡。但田弘正领导魏博归附朝廷打破了河朔三镇互为奥援、对抗朝廷的局面。卢龙和成德因此承受了莫大压力。田弘正的效命彻底地改变了宪宗的战略被动。十四年里，由蜀而夏，由镇海到泽潞，由风雪蔡州城到对淄青犁庭扫穴，那些曾经嚣张一时的藩镇歙肩俯首，匍匐在朝廷脚下。这就是“元和中兴”，一个至少在形式上重新完成统一的时代。同时，拒绝回鹘请婚和吐蕃人对王师收复河湟的忧心还暗示着，雄心勃勃的宪宗正将目光从淮西、从河朔收回，徐徐投向广袤无垠的西北。那里有肥马长草，有碛日瀚海，有贞观遗风、开元霸业在等他去追寻……
紫陌红尘拂面来，王朝完全有理由期待又一次繁华似锦。
但是，危机的萌芽也在元和十五年春的繁华底里潜滋暗长。谭忠曾说过：“往年王师取蜀取吴算不失一，是宰相谋也。今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付中使，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此上自为谋以夸服臣下。”宪宗是尝试着借助独立于官僚机构和派系外的私人属员，比如吐突承璀进行征讨，尝试用降服河北的帝业来能使文官们平定西蜀、东吴的相业黯然失色。这种立场对文官们所极力维护的政治运作框架构成了威胁，招致他们的反感。曾经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元和后期趋于紧张。在战略目标、在宰相人选、在对待方士态度上，分歧明显且双方都负有过错：胜利使宪宗更加骄傲和专横，而文官领袖裴度的口气同样表明他有居功自矜的倾向。在削藩战争连续告捷，外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宪宗的家庭内部却因为储位之争而出现致命危机。
皇三子李宥，也就是日后的唐穆宗凭借优越的母系背景获得了文官集团压倒性的支持。似乎是在文官的压力下，宪宗才勉强同意立李宥为嗣。可他又拒绝册立李宥的生母郭氏为后。元和八年十月群臣联名三上奏表也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也许是李宥的无能带累生母郭氏（著者注：郭子仪的孙女）无法正位中宫——那样宪宗就必须服从“嫡子继承制”，失去另选太子的可能；抑或是郭氏强盛的外家使宪宗怕自己身后会重现太阿倒持于外戚的局面，才不愿让李宥承继大统？究竟出于何种考虑，现在我们说不清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郭氏母子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元和十五年前后，当他们发觉宪宗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