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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张丽华所谓的红颜祸水……即使是独孤伽罗写满妒意的表情也不能够为动荡的年代作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总结。当凝视历史的目光不再囿于将从一时一事，而是将几百年乃至更长时间收入眼底，也许你会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长孙氏主妇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比李靖的赫赫战功、魏征的犯颜直谏，甚至比李世民的霸业宏图更具有历史意义。那是琐碎细节里表现出来的磅礴大气，是风诡云谲后的波澜不惊——它标志三百多年颠沛流离的真正结束。以贾南风的丑陋开始，结束于长孙氏的美好，两张迥然不同的女性面庞之间，是中国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分裂时代。
现在，风和日丽的贞观时代在一个贤惠女性操持家务的纤纤素手中缓缓拉开了序幕。
就象《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的那样：“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它甚至可以成为激励蒙古的忽必烈、满清的乾隆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的政治样板。那么贞观之治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君明臣贤；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还比较隐蔽地象征了操控历史话语的士大夫们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的实践。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对个人欲望的克制，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朴素和政治上纳谏。
如果要为这个已经成为象征的时代寻找一个象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长孙氏。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贞观之治从底子里讲，是漫长严冬后一个和煦如春的季节：横扫中原数百年的胡风羯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柔和下来了，连隋末的十八路烟尘也尘埃落定了；丽日般的朝廷，和风般的政策，丽日和风下，华夷融合正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深度进行；芸芸众生如此接近传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生活。我不否认，贞观四年生擒颉利可汗于铁山和其后“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都是可以夸耀百代的盛事，使我们这个已经略现孱弱的民族有了可以津津乐道的话题。可金戈铁马已经是过去几百年里屡见不鲜的，就是天可汗的无上荣光也不足以将贞观和大业前期完全区分开来。我总觉得这些都还不是贞观一朝的主流，贞观是野火燎原后的芳草吐翠，是破冰后的春江水暖，是一个生长中的王朝所具有的无限生机——休养生息才是它的主题。
休养生息内在地要求朝廷相对地无为，宫廷绝对地节制。这两点都在长孙氏，而不是李世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长孙氏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为理由拒绝豫闻政事。只有在天子的决定可能带来更多的纷扰时，才会恰倒好处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当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氏就顽固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旋涡里。除了可以避免麻烦事的事情，长孙氏不想做任何事情。甚至当病情渐有不起之势的时候，她仍不愿意采纳太子承乾的建议，奏赦囚徒，度人入道，来为自己祈福，因为她认为“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这可真是至死不渝的“无为”。
长孙氏的简朴也是为史书所盛赞的。不仅她自己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还对太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李承乾的乳媪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氏直截了当地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用度的请求。直到弥留之际，长孙氏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这也是一种至死不渝。我相信，长孙氏所统摄的后宫一定能有效地节制物欲。
相比之下，李世民虽然是贞观的核心人物，却不能象征它的灵魂。他天纵神武、光彩照人。这样的人物似乎不是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准备的，虽然这样一个年代却因为有了李世民而神采飞扬，比起同以休养生息为国策的文景之治有别样的风采。真正与民生息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短短数年而已，随后就是“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魏徵、马周、房玄龄，还有御史柳范，那么多人的劝谏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转变如需要一个分水岭，不妨选择贞观十年——长孙氏去世的时间。
为什么是长孙氏成为时代的象征，而不是更具体地影响了贞观朝政治的帝王将相呢？也许一如西蒙·波娃所认为的那样，男性想从女性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那种美感、温暖和亲密感在她回护魏征时最为典型——
有回李世民罢朝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长孙氏问他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氏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于是，魏征得到了悉心的关照，而太宗得到了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
除了说教的意义外，这个故事是如此恰当地表现了长孙氏母性的一面和妻性的一面。当然远不止这个故事：长孙氏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出嫁时，希望嫁妆要比姑姑永嘉公主加倍。但魏征听说了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唐太宗本来对魏征的话不以为然，随口告诉了妻子。长孙氏却十分赞赏魏征的意见，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甚至在一视不暝前，长孙氏仍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用弥留的一点时间为他说情——温婉地给予了男性世界以温柔的力量。男性主导的世界“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长孙氏如此完满地注释了别人的论断。
当明朝的文臣将背臀裸裎在如雨而落的廷杖下面，当满清大僚在奉旨申饬的太监唾沫横飞的辱骂里可怜地瑟索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深刻地意会到故事背后的诉求。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皇帝为君父，文官是臣子，君臣关系被比拟为父子。这使我们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具有一种血缘的亲密感和家庭的温馨感，并依靠这种先天的亲密与温馨来证明传统政治伦理先验的正当性。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残缺的家国同构。因为母性缺位。唐朝近三百年里只有八位皇后，肃宗以下便只有昭宗曾立后。更不用说，仅有的八位皇后中的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心思或没有能力对臣子、子民进行那种慈母式的悉心呵护。再往后，随着集权的畸形强化，我们的君主权威以一种更加暴戾的面目出现。大臣们失去了他们的座位，失去了他们直立的权利，最后在廷杖和申饬下失去了仅有的尊严。失去自尊的大臣反过来也用极端的方式来诠释那已经被扭曲的政治关系。
在我记忆中无论是演义中的庞德还是历史上的左宗棠、冯子材，抬棺出征的壮举都是针对敌人的。当海瑞去向嘉靖皇帝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候也预备下了棺木，是暗示着他们对长孙式的宽容和回护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没有了希望的文官才会用面对仇寇的决绝态度来面对天子，准备用生命去捍卫他们内心所信奉的准则。而这种态度，其实很隐晦地包含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意味，从根本上否定了君臣间拟制的血缘关系，撕下了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我们从来不缺少魏征这样的直臣或貌似魏征这样的直臣，明朝的大礼议到东林党人没落这段时间里，甚至是批量发行。但是，我们缺少了长孙氏那种母性的关怀——这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会打动很多须眉男儿的心。当他们抬着棺材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庙堂，去行使一些本质上很平常的职责时，他们回忆长孙氏，就象孤儿回忆自己早丧的母亲，并在回忆中不断地修饰回忆。
长孙氏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精神化了，非常非常典型地精神化了。
萧让告诉我，鲜卑人有“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风俗。武则天就为自己在云冈石窟凿了一尊卢舍那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