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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忱孤独地拿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来捶打、驯服他的臣僚，用一个又一个的细节来雕琢自己、表现自己。在许多与贞观朝相同或相近的细节后面，却少了一个恢弘的主题，少了一番全局性的关照。这使李忱的缜密沦为一种没有规划的精工细作——与民生大计、军国要策没有多少干系。
当我翻看裴庭裕所著《东观奏记》时，感觉就如在看一组凌乱的蒙太奇镜头。除了原始素材匮乏，这恐怕还别有原因：传说和细节，正是解读李忱的两大要点。它们是我们从点滴史料中找到的合理逻辑和动力。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位在冷眼和讥笑中度过龀髫年华的人具有怎样敏感的一颗心。李忱的出走其实是他生命的一个分界点：全部的历史记载都忽略了他出走前乏善可陈的生活经历，全力以赴地关注其后半生，关注一个细腻的内心世界和它最终的土崩瓦解。但正是儿时所受到过的歧视使他异乎寻常地重视自己的形象，生前的，更重要的是身后的。得位不正，还有身世复杂，是他极度自卑，也是极度自尊的理由。极度的自卑和自尊，在他身上内化为完美主义气质，在对待旁人时却外化为不显山、不露水的刻薄和猜忌。也许由于每一次都象是针对某个个人，每一次又都不涉及什么重大政务分歧，李忱对官僚们的刻薄没有像宪宗后期那样引起普遍的反感。可他骨子里对文职官僚的不信任较之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令狐绹对此有自己浃髓沧肤的感受。十几年里，在李忱的睨视下，深渥圣眷的他也汗湿重衣。
刻薄和刻薄后面隐藏的偏见被李忱自己概括为一句话：“外庭不可与谋。”
亲耳聆听这话的只有翰林学士韦澳。无怪乎他会大有深意地对宰相周墀说：愿相公无权。既然皇帝控制而不能为一个伟大的复兴计划去利用文职官僚集团，抛弃手中剩下的权力确实是宰辅们的明智选择。李忱终于失去了他的共事者。
没有共事者的李忱只能让手中的权力耗散在对腰带的关注、对言语的揣摩、对诗句的考察上，耗散在那么多的细节上。
我们曾经以为，君主的失位是长时间危机的肇因。现在，权力回归了，却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给唐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应归咎于我们已无缘见识那些与长安城一起毁灭的晚唐宫廷档案。可是有些相反的记载足以说明在李忱的统治下，唐的境况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最为刺眼的是东南方，那里向来是很温驯的。我怀疑，已化做纸灰的档案即使有更为详尽的记载，也不足以让我们对李忱有更高的评价。因为，对当时情势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唐朝其实是一本将根系分布在江淮的大树。汲取自东南水土的养分经过运河转运，维系着西北乔竦参天的最高一枝。南方持续的供养是它屡遭雷殛斧磔而不死的原因。现在残枝败叶还没有收拾了当，根部又被咥噬了：以大中九年浙东军乱为序幕，岭南叛乱、湖南叛乱、江西叛乱、宣州叛乱……运河上的漕船慢慢地朽了，江南的田园慢慢地荒了，长安的文官们在李忱苛求细节的眼光中慢慢地摒弃了三十年党争中养成的冒失习气，他们无所事事，习惯于虚伪地应付——当虚伪成为习惯，虚伪也就可以被视为另种真实了。但这是一种真正的没落，从气质上，从人本身开始的没落。我们几乎能听见王朝交错的根须在泥里皲裂的声音，细如虫吊，却密如僽雨。表土下的槁腐、没有风时的凋零是使人无知无觉的，麻木的，无法带来强烈的应激反应，但终是彻底和无可挽回、不会复苏的。
唐，就这样衰朽在没有风的“宣宗之治”。
以没落为主题的故事，往往要在情节中安排一个深刻而漠然的角色来预言迫近的灾难，比如一羽升鼎的雊雉、一峰沾满泪水的铜驼、燮王宫中的老宫役孙信，或者《废都》里那个拉着铁轱辘架子车的老头。如果大中年间也有这么一位，那一定是韦澳。关于韦澳，我们只是通过不多的文字对他有粗线条的了解。也只是在透着灵性的片言只语中，人们才发觉，韦澳是那种只有末世才有的人物，对时世有自己天然的悟性。当年，唯独他没有误读李忱。在对“宣宗之治”的一片溢美之词中，他那一句“尔知时事浸不佳乎”足以使我们超越其他的文本，也超越“宣宗之治”的皮象之说。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治史的人拿李忱聪察明断的一面来说教，进行发挥和衍伸，而聪察明断的表象下隐藏的悲剧性固执被忽略了。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位乾纲独断的帝王本应具有的进取意识，而是停留于对元和一朝表面化的模仿。所以，在元和宫变后阻止帝国政治行情下滑态势的三次努力中，这是最为消极的一次。检讨对李忱的认识，我想，他只是一位说得过去的天子，如此而已。随着李忱大渐，破败中的平静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我们确实已无从知道是哪一天了，壬辰或者癸巳日，当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与副使亓元实满腹狐疑地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李忱不知何时已一视不暝，尸首向东静静地躺着。
船山先生“有唐之亡，亡于宣宗”的提法，窃以为持论过苛了。李忱到底没有走到明朝崇祯皇帝的那一步——我一直是将那个在阒无一人的空城里徘徊、在煤山的枣树枝头摇荡的一幕看作历史最悲怆的定格——尽管无论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还是外部环境，李忱与朱由检均不无相似。是没有走到那一步，但宣宗李忱的死亡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死亡，意味着长安的死亡。
曾几何时，长安就是一切，一切就是长安。长安的话语就是天下的风云。可是，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老朽不堪的长安越来越自说自话、自悲自喜、自鸣得意又自怨自艾起来了。连温婉柔媚如女子一般的南方也开始对长安这个久癃之夫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了，象一个长事病榻的侍妾表现的那样。文宗、武宗到宣宗，三次同属无望的努力对老迈的长安而言委实太多了。在反反复复的消耗中，长安的活力有了一个幅度非常明显的衰退、枯竭，枯竭了的长安终要衰变为行尸走肉。李忱之后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次冗长的葬礼而已。
由此看来，李忱倒的确是一位与太宗遥遥相对的人物——一个精心地宣告开始，一个刻意地标志结束，联系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从元和宫变算起不到三十年内，李忱是第三个死因与炼丹术有关的天子了，而他对伏火丹砂的迷信尤其值得玩味。时值晚唐，内丹术与不重符箓斋醮重心性的上清派正逐步成为道家的主流，而滥觞于前汉、大行于盛唐的外丹术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实践后已不可逆转地趋于式微。人们对铅汞毒性和虚妄的尸解谬论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理性精神鹤立于末世的李忱却别有深意地选择丹炉寄托他的灵魂。简单地将这个选择与先前诸帝对金丹的一贯嗜好一体看待，是不能很好地诠释其中的深意的。李忱御极的时候年届四旬，唐朝不少帝王都没有能活到这个年纪。就是他自己，其实也已步入生命的黄昏了。一个狡猾的术士在预测李忱的帝王生涯到底有多长时，故意混淆了他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诱使他产生错觉，错以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避免王朝走到山穷水尽。
说不清李忱是渐悟，还是顿悟。不过十三年的时光已经足以使他看穿方士的语言伎俩，并且在此之前就已经看透官僚的颟顸和局势的糜烂。单纯的集权作为一种救世的方案并无验效，而重新设计和实施方案的信心更早在此前就消磨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