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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李德裕怀有恶紫夺朱的心态并把这种情绪转化为对李德裕的实际打击。他进行得很顺利。因为在庙堂上下，在九城内外，李德裕实在为他自己树立了太多的对立面，而这正缘起于他对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直接——在操作上而不是制度上——颠覆了中唐以来翰林、枢密、中书门下三权制衡的中枢行政体制：
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自开成五年尽回纥至天德，至会昌四年八月平泽潞，首尾五年……皆独决于李德裕，他相无预焉。”李德裕对权力的欲望似乎永不饕足，这使得他同僚们备位伴食而已。不仅相权集于一人之手，内廷也感受到来自李德裕的压力了。由于枢密使个人的软弱，这个职位不复王守澄在任期间的风光，出纳王命的权力被暂时地削弱了。李德裕还咄咄逼人地染指翰苑。按照多少年来的惯例，朝廷的外制文书出自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之手，而内制文书则由名为“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草拟。可从现存文献看，李德裕明确亟请翰林学士照自己拟定的内容撰写诏书就有二十八件之多。他一如既往得到了皇帝的坚定支持。在最重要的诏书起草过程中，李炎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这意味着学士们丧失了利用草诏参预政务的权力，沦为服笔札之役的风尘俗吏。翰林学士，尤其是承旨学士的失落与觖望可想而知。无怪乎会昌一朝的几任承旨学士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对李德裕的构陷。其中，就有白敏中——他能进入长安政治核心圈子归根溯源得益于李德裕的推荐，否则皇帝原本更青睐他的从兄诗人白居易。然而在李德裕失势的日子里，是白敏中往眢井里投下了最重的一块石头。井底，铩羽涸鳞的李德裕望着头顶坠落的千斤石无奈地感慨道：
唯以怨报德为不可测。
这又岂“恩怨”二字了得。
柳仲郢在地方上切实地贯彻了李德裕“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的政治主张，试图遏制日渐膨胀的官僚机构。由于方志编撰晚至宋代才有，现存唐代史料对京畿之外的情形总体上又是漠不关心的。我们无从得知裁汰州县冗员到底在长安以外给李德裕又增添了多少冤家。可是，以后的几个朝代里却有不止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类似行为绝对会给当政者个人徼怨、徼祸的。
修史一向被看作标志文职官僚集团独立和独特地位的一项工作——所有发生过的，靠他们存留；所有不该发生的，靠他们忘却；他们可以通过修撰历史来重塑历史，使历史成为他们所奉行的信条的图解。修史使他们获得了近乎最终裁判者的权力。可出于个人目的和家族名誉，李德裕还是侵夺了他们的最后领地。一部《宪宗实录》被删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连掖庭宫也投下了李德裕的阴影。他在会昌五年毫无必要地运用他的影响力阻止深得李炎欢心的王才人当皇后——大臣有效地干预册后最近的一例发生在开元十四年。两件事情不可相提并论：玄宗立武惠妃为后势必勾起文职官僚们对武周恐怖统治的痛苦回忆，所以侍御史潘好礼的反对得到了朝野上下一致响应；王才人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企图对政治生活施加不应有的影响，后来她的殉节更是赢得了普遍的同情。所以，李德裕因这个女子寒微出身而反对她晋位带着一点任性，无法让人心服。
我之所以要对被李德裕侵犯了的方方面面进行尽可能详尽的罗列，就是试图勾勒出李德裕手中权力膨胀的程度——那是会昌一朝政治实践成功的保证，也是失败的祸苗。连李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也开始对李德裕颛权作风有所不满了。设若赵归真的丹药无害，我怀疑李炎对李党无保留的支持也近尾声了。正是在手中的政治权力无限制地扩大的同时，李德裕使自己的政治空间逼仄到了极点。看起来，在整整五年里，他似乎比任何一个对手都更为强大。但他永远不会比作为全部对手总集的对立面强大。如果说原先文职官僚们对李德裕还处在既恨之咒之，又求之依之的矛盾心理状态，那么在不满李德裕的杜悰、崔铉一齐罢相后，前种心态占了上风。
愤懑的人愤懑地愤懑着。
要颠覆一个集千百样矛盾于自身的大臣，现在缺少的是时机。李炎晏驾使这样的时机来得比预期的还要早些，而给李德裕致命一击的力量掌握在那些被阉割的魑魅魍魉手中——他们仇视李德裕，因为五年来他们的权力不断地萎缩：枢密使的地位削弱了；监军宦官的权力也暂时性地被李德裕遏制住了；宦官势力的领袖和象征仇士良试图煽动一场针对李德裕的宫廷游行，这个魔鬼式的人物曾在那么长时间内主宰长安并肆意摧残文职官僚集团，现在却被迫休致；占据上风的李德裕还曾致力于解除宦官的兵权、财权和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特权，也取得了些许进展。当然，他终究没能改变阉寺对神策军和内库的把持——这不是在短时间内做到的，因为那是宦官势力的命脉，是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捍卫的。但是，这已经够了。李德裕所作所为已足够引起阉人们一致的敌意。在李炎大渐的时候，反击围绕着立嗣展开了。
一个李炎所指定的继承人很有可能继承他对李德裕的信任，一个尚在冲龄的新皇帝或许会使权相处在特别有利的地位——这些都不是李德裕的对手们所希望的。他们必须抓住帝位交接的机会改变自己的被动处境。李炎晏驾时长生殿的情形疑云重重。蛰伏于宫闱中的阉党毫无滞碍地出入禁中，别有用心地传达上意。无论所谓的“遗旨”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内心蒿然的李德裕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根本不能质疑它的真实性。李德裕及其他外廷臣工与以前一样，对新皇帝的迎立不仅无法施加影响，甚至无从知悉，只是在一切都无法改变后消极地接受：出人意表，会昌一朝饱受迫害并从骨子里仇视会昌君臣的皇叔李忱入继大位。其实，“以察为明，无复仁恩”的李忱于宦官来说也不是合适的人选，宦官们后来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李忱与李炎、李德裕宿怨极深。这使鼠目寸光的阉人更青睐于他，把他看成摧毁李德裕的可靠工具。表面上看，李忱掌权是李德裕遭受打击的原因，其实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皇叔不可思议地柩前即位不过是宦官为打击李德裕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既然如此，李德裕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
长乐驿外，谁与他共饮这一觥送别的酒？
没有什么人长亭相别。送李德裕南行万里的只有一人——不是士人，是僧人。曾被他的权势和官场表面礼节掩饰得非常好的孤单处境终于显现出来了：等不到一句慰藉的温言一只挥别的手，有的只是窃笑无声地充斥在南衙北司的阴暗角落。李德裕不能不面对芳草夕阳无人处，黯然品味着孤立于文职官僚集团之外的苦涩。
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诱导着我去作一些与处世哲学有关的思考，试图在老庄式的浅白感悟外寻找更具社会性的涵义。在读《明史》的时候，我也不由得将他与万历朝的张居正作对比。他们都面临着一个重臣的两难境地：要么尸位素餐，在庸庸碌碌的日子里坐观自己的老化，就象看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关的物件慢慢腐朽；要么挣扎着有一番作为，最终在和光同尘的空气里窒息。张居正与李德裕一样选择了后者。他政治实践的捩折点是自己的死亡。李德裕的执政生涯却因李炎的死亡发生重大逆转。逝者已然无知无觉，生者却必须目睹世态炎凉、人情醨薄。这使得他的遭遇比起张居正尤其的不幸。张居正的对手主要是外庭群情汹汹的道德主义者，而李德裕则苦于无法彻底打击内廷阉人。明季泛滥的道德主义是传统政治政治伦理癌变的结果，而宦官更不过是帝国权力体系的附骨之蛆。所以，透过表面上的差异，我们可以认为对“臣道太盛”表现出排异反应的，归根结底是帝国固有的政治结构，有着十足韧性和弹性的结构——在很长很长时间里，长得唐也亡了、明也亡了，它也没有多少实质性改变。
鬓发霜侵的李德裕踏上了更加寂寥的长长一条鶂路。长亭、短亭、长亭、短亭……七十五长亭外，不是他的故乡。谁也说不清何处是他心底的归处，长安，还是他在平泉庄的家？
其实，李德裕在平泉庄的时光很有限。失落的日子里，那一首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