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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元中期起，为了将王朝扩展至更广大的空间，雄才大略的玄宗着手改组军事力量。作为实现玄宗战略意图的力量，耕战一体的府兵显得孱弱了些。他们纵使没有被取消，也已变成纸面上的军旅。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机动、更为彪悍的募兵。读一读开元二十六年《敕亲祀东郊德音》的那些语句，你就会对玄宗的意图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了避免给农耕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王朝越来越倾向征募游离态的胡人，而不是固着于土地上的农民。另一方面，传统上节制边兵的统帅主要是中央外派的大员，他们在北陲所取得的功绩都将会成为其今后竞逐宰相高位的资本。按照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没有边地履历的权相李林甫为避免统帅们入朝为相给自己的政治地位造成威胁，乐于将指挥权交给起于行伍、不通文墨的藩将，而不是懂得修齐治平之术的文职官僚。出将入相的路径就这样被杜绝了。那些早年从中央外放的节度使们与宫廷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不由己地深深卷入宫廷政治的旋涡并被吞噬了。随着王忠嗣、皇甫惟明相继被谪、被杀，北疆各藩镇的节度使多换作胡人了。
这些都为游牧文明的反向同化创造了条件。
玄宗未能预见到，唐朝的行政疆域依靠强化了的武力在北方最大限度扩张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农耕文化的疆域因胡人合法地、低烈度地进入地方主流社会而萎缩到蓟北楼以南几百里外。蓟北楼目睹了从那时起的百年中，胡风羯雨越过蜿蜒燕山谡谡南来，将河朔水土浸润出一种与大唐的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气息，最终在两种文明交界处造就了一个胡化的社会。
杜牧在《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提到的那位河北秀才，竟对圣人全然无所知，只晓得“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儒生属于文化精英阶层，范阳卢氏更是海内第一等高第。他们尚且如此，余人情形可想而知。这方水土所生养的这一方人也就这么按照自己胡化了的生活方式继续其历史进程。这种生活意味着：
他们认可长安的最高权威，不过这种认可与游牧部落对天可汗的表面尊重没有太大区别；
河朔的权力是与武力，而不是程序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大漠中，强悍是权力的唯一依据；
与草原民族一样，他们认同相对朴素的生活方式，不会刻意通过生活细节来强调等级，节度使们总是与他管辖的军民打成一片。
……
总之，八世纪的河朔，外而政事内而人心都没有多少大一统的味道了。站在幽州台上怆然泪下的陈子昂已经不在，用五十九首古风来怀念燕昭王的岁月也一去不回了。如果烈烈风中还有什么韵律的话，那也是粗犷的胡人的歌。一切都不相同了。唯一不变的，就是那种与古人、来者相隔绝的孤独感，依然横亘在空旷的天地之间。
历史就是那么耐人寻味。它让一个幽州人流落长安，又让一个长安人跻身幽州，（张弘靖籍隶河东，但自乃祖张嘉贞起三世为相，可算作长安人）结果两个城市都没有接纳异乡人。排异反应有力地证明帝国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机体。人们或许更多地将兵变归咎于张弘靖不知变通、韦雍等人的轻浮无行。其实，从根本上说，问题出在他们不能体察到河朔与内地有多么大的不同，放任自己的价值观和当地固有的传统激烈撞击，而不是调和。韦雍是如此，张弘靖也是，只不过表现不同罢了。张弘靖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品质：坚持制度化的秩序、强调上下尊卑的伦理观、无为而治……完全符合帝国对其官僚的期望，也曾让他有不错的官声。如果不是这样，刘总就不会耳闻他在河东的政绩而萌生请他入燕的想法。可是，看看张弘靖“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等过激的举动就知道，他被逐的命运恐怕已经注定了——南方的橘在北方结出枳来了，涩涩的苦刺激着长安的味蕾。
不了解河朔的胡化，就不能真正理解这方水土。
张弘靖和他身后那个因自身原因被严重地削弱的中央恰恰缺乏足够的理解能力。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获取一个地缘政治的解释。我相信，只有将元和宫变、党争的兴起与河北形势恶化，也就是将三个春天一一数过来，事情才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在元和朝的很长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是君主英明；文职官僚集团在被驯服后表现出高度的智慧与效率；随之中央权力拥有了自盛唐以后所未有过的优势；藩镇势力面对朝廷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相应地萎缩了。元和宫变后到长庆二年春的两年时间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反向过程：英武君主的死亡和继任者的昏暗；因缺乏制约，文职官僚集团的派性斗争失控，导致朝廷丧失智慧与效率；中央权力的瘫痪也就意味着藩镇的重新崛起。
检讨朝廷在卢龙的所作所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宰相们没有利用起刘总遁世所带来的良机。这种机会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和他们所领导的文官在长庆初年河朔复叛过程中犯了重大错误，并且是一误再误。它使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甚至缺乏消极应对能力的朝廷。以过去的标准来衡量显得非常简单的操作，现在却变得紊乱、复杂。本来开始认可朝廷权威、能力的藩镇灵敏地体察到这种变化。臣服，还是对抗？立刻重新成为一个问题。面临抉择的河朔三镇变得迷顿、暴燥。日甚一日的紧张、凶险和尴尬杂糅在一起，取代了过去十多年中饱满的情绪和激越的情感。我们蓦然发觉，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不仅已经远离了杜黄裳、武元衡和裴垍，连李绛、裴度也开始淡出时代的核心圈子。许多伟岸的历史形象在元和宫变中扭曲，在长庆贡举案中弄得污渍斑驳，现在都一齐渐渐地暗淡、坍塌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元和中兴的时代即将到来了。我们不妨将它称为“后元和时期”。那个时期最引人侧目的，就是朝廷的慌乱和卤莽。当这样一个朝廷试图积极地去推行什么的时候，缺陷一览无遗——多事之年开启了后元和时期的序幕。
长庆元年二月，宰相萧俛、段文昌共同向天子李宥进献所谓太平之策。其主旨是改宪宗用兵之略为销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
孤立地看，长庆销兵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在藩镇已经屈服于宪宗持续施加的军事压力情况下，确实需要一项从根本上削弱地方以彻底解决藩镇问题的政治方案。同时，府藏告罄的中央也必须以一种不动声色、不费钱粮的方法来实现其战略目标，逐渐将自己从军费开支剧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朝廷所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太平之策断送了过去十五年的努力。
裁军方案是被当成孤立的一项政策加以推行的。至于被强制遣散的兵卒何去何从？河朔的土地将如何接纳那些不谙桑稼的武士？有多少把握协调各方利益，消除节度使们的抵触情绪，安抚实力强大而又气焰嚣张的牙军……问题千头万绪，绾成一个又一个死结。缺的又恰恰是双善于梳理的手。也许，李宥君臣根本不认为那些是问题。《旧唐书》对此所作的评论很有意思：“穆宗本纪”批评萧俛等“不顾远图”，而“萧俛传”则认为“帝既荒纵，不能深料”是坏事的关键——仿佛传主相互推诿什么似的。应该说，两种说法都无大谬。皇帝和文职官僚见识浅薄，在政治上都非常的孱弱和幼稚。黜陟使洪经纶几十年前在魏博的失败教训没有点醒他们。君臣都书生气十足地满足于论证一个方案的抽象合理性，完全没有考虑到操作性问题。坐而论道或许可以。但作为执政者就实在有些不得要领了。被他们强行散去的军卒并没有如他们所想当然的那样解甲归田，却转身遁入莽莽山林。密林长草里潜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