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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曲江雁塔少了几分浮华，飞觥换盏时倒多出一个话题。以新进士为主角的风雅故事还没有进入高潮就嘎然而止，悄悄地被置换为了无意趣的案情分析和带有市井味道的流言。更遗憾的是，子亭复试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正相反，证实钱徽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譔、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段文昌和李绅攻击了钱徽，最终却发现他们伤害了比钱徽更显赫的人物和家族：
李宗闵，时任中书舍人。从元和三年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策论引发轩然大波开始，几十年来他出将入相，长期在政治圈里享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影响力，被公认为牛党除牛僧儒外又一核心。事实上，一直是他而不是牛僧儒在领导牛党与李德裕抗衡。
杨汝士，未来的刑部尚书当时还是一名右补阙。可仗着与牛僧儒、李宗闵的密切关系，他一直很有地位。他的家族背景也非同小可——靖恭坊里罗列的门戟就很能说明问题：杨氏因为他、杨虞卿、杨汉公、杨鲁士相继跻身朱紫而盛极一时。
裴度，从淮西龛乱到卧镇北门，这个中兴名臣历事七朝、四度拜相，是郭子仪之后又一堪称朝廷柱石的人物。出于对他的尊重，裴譔在落第后仍被李宥赐进士及第。但是，裴度和三百年气运不衰的闻喜裴氏不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的。第二年六月，裴度与元稹之间终于爆发了一次两败俱伤的冲突。贡举案中的龃龉也是诱因之一。
郑覃，以经学功底和家门素风为人所仰慕。他是故相郑珣瑜之子，自己也是宰相。他们出自荥阳郑氏北族第二房。这个房支自中唐以后在门第和进士第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宦海腾达，前后六人拜相。郑覃父子两代人的品格与不凡成就标志着荥阳郑氏仍是山东门第最高贵的士族之一。郑覃本人是进士浮华作风的严厉批评者，但他并不反对以进士第入仕。和其他山东旧族一样，他们需要靠进士第保持优越地位。
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贡举案别样的深意。在很多人看来，它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果真如此的话，控、辩两造谁牛谁李？提起这一重公案的李绅是李党中坚，他背后似乎影影绰绰地可以看见李德裕的存在。但由此断定这是李党对牛党的一次政治攻势却证据不足。因为，与李绅并肩的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划归李党；被告席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牛党领袖李宗闵和通常被看作李党成员或同情者的裴度、郑覃都赫然在列。所以，将长庆贡举案看成牛李党争的第一幕失之牵强。
但是，贡举案仍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开始：标志着文职官僚集团开始隳入党争的阿鼻地狱。
这并不是说，在案发前文官们没有抵牾。相反，虽然我们使用了“文职官僚集团”这样的概念，但并不是用它来标识一个组织严密的利益共同体。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官僚从来没有结构为同质的有机整体，从来都是由一系列旨趣各异的派系及少数游离于派系之外的个人拼凑起来的，为了切身利益几乎无时不刻地摩擦和倾轧。可是，长庆元年春天以后，情况悄悄地变化了——一般来说，官僚们的党争只有围绕一个严肃而深刻的主题展开，较量才会上升到较高层次，成为政争或政党之争；一个严肃的主题还意味着双方往往有是非之分，至少意味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不管怎么说，元和年间官僚们的摩擦还勉强有这样一个像样的主题：对藩镇的政策——战，抑或和；还有不那么突出但同样重要的财政政策之争。时过境迁，官僚们的较量正在不知不觉中失落了响亮的主题，成为纯粹的乱轰轰的蚁斗蜗争。这个变化如果有什么醒目标志的话，那就是无所谓谁是谁非的长庆贡举案。
远距离观察贡举案的人也许不同意长庆贡举案无是非的说法。依照常理而论，举报有理，作弊无耻。因此控方有理。可我们把案情细节稍加把玩，是非界限就模糊了。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段文昌舞弊未遂转而发难；李绅的情形也与他仿佛，他推荐的周宾士同样名落孙山。李德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贡举舞弊案的闹剧，史书语焉不详。但考虑到他对贡举的轻视、与李宗闵的积怨，还有他和元稹、李绅的亲密关系，恐难置身事外。元稹呢？他对钱徽的谴责究竟是因为自己出身寒微而对豪门舞弊天生敏感，或是出于对李绅的情谊？恐怕不是。皇帝李宥的欣赏使这位诗人正觊觎宰相之位。借贡举案打击裴度于他而言是一个良机——人们忽然发现，素称清要的翰林学士们，全都陷入舞弊案的泥沼里。征诸史籍，有唐一代贡举纠纷如果闹到不得不以复试甄别时，向例都是由翰林学士主持的。因为他们有令人信服的文才；作为天子私人，地位又相对超然。子亭复试却一改常例，转由中书舍人衡文。当然不是因为学士们学问不够。在院的几位学士不仅名噪当时，甚至在文学史上都据有一席之地。摒弃翰林学士旁证了他们的不可靠。如果超越本案，在更大的时间范围内评价是非曲直的话，就是主持子亭复试的王起、以及本案关系如何尚在两可的李德裕等也不见得清白。会昌年间，大约是会昌三年，卢肇等三人得以中举，也是考场外运作的结果。只不过，王起接替钱徽，段文昌换作了李德裕。不过，以当时李德裕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区区舞弊是不会演变成新的贡举案。
总之，没有是非，没有曲直，在堂皇的议论和谴责后面无非是一张张因恼羞成怒而涨红的面孔。
段文昌和李绅的行为同时破坏了行卷推荐这一隐性规则。行卷推荐本身的利弊历来存有争议。但是，从唐代贡举制度的实行情况看，行卷推荐和它所代表的利益格局是稳定和受尊重的。一般地说，官僚被视为稳定状态的受益者。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本来就有比社会其他阶层更为传统和守法的态度。他们积极服从所有典章化或惯例化的规则以换取政治体系的大致稳定，对于政治圈内的隐性规则，他们甚至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官僚们有自身的旨趣和传统，以及隐藏在所有这些后面自身的利益。如果说典章制度等显性规则以儒家经典学说为画皮、以帝王意志为灵魂，不能很好地偎贴他们的真实利益，隐性规则却是由他们自行创设、认同并操作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个阶层的特殊利益。但是，它依然被破坏了——这就是说，文职官僚们的斗争进入了一个不受隐性规则约束的新阶段。
反而是钱徽，表现出了士人应有的风度。当李宗闵、杨汝士劝他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皇帝好把原告也拉下水时，他大度地将这几封很重要的函件掷入幽幽的火焰焦杯，事态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也就此灰飞烟灭了。细细推敲这种洒脱，我又不免怀疑那不过是另样的世故：考虑到李绅、元稹和李德裕身居清秘，同气连枝，完全有把握左右皇帝判断，加上有段文昌在外廷与其内外维持，钱徽用信笺来徼讦对手的效果不得而知。如果不能一击中的，那么他自己很可能遭到更残酷的政治报复。钱徽的退让却不失为一步好棋：既明白地向对手示弱，换取他们对等的宽大；又塑造了一个处变不惊、胸襟宽广的君子形象，及时扭转了对自己很不利的舆论。他最终被谪为江州刺史。这是一个远算不上严厉的处罚，而且没多久便内迁华州。未来的几十年内，当李宗闵、元稹等深陷党争不能自拔，李绅在四面楚歌中黯然去国的时候，作为贡举舞弊案的焦点人物，钱徽能平静地度过自己的宦海余生不能不说得益于这种及时抽身的智慧。
案件，在钱徽一肩担起了大部分的罪责后结案了。从更长远的时间看，一切还刚刚开始。钱徽只是被贬离开长安最初的一个。在他之后，官僚们“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贡举舞弊案）纷纷排陷，垂四十年。”一次寻常的贡举舞弊和一次不那么寻常的检举最终演变为长时间的党争。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密的政治中枢人事变动，就可见一斑。举宰相为例，长庆一朝短短四年间先后拜相的有十四人之多，但是入政事堂办事长如杜元颖不过两年有余，短如元稹、王播仅有数月而已。唯一的例外，是李逢吉。他是这个时期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