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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指示现在证明，正确调整操纵器，结果死亡来得更快，而且犯人是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的。
再也看不到以前常见到的恶形怪状的死相和遗屎遗尿的现象了。
但是据奥仑道夫证明，毒气囚车一次只能处死15到25个人，这完全不能满足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大规模屠杀的要求。据特别行动队官方报告，仅仅1941年9 月29日、30日这两天中，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就“处决”了33771 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毒气囚车是不够的。
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莱·肖克劳斯爵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过一个德国人的报告，此人曾亲眼看到乌克兰的一次规模较小的集体屠杀。法庭在宣读这份报告时，全场吓得鸦雀无声。报告是赫尔曼·格拉伯经过宣誓画押的供词，他曾任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1942年10月5 日，他在乌克兰的杜布诺亲眼看到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在乌克兰民团的配合下，在杀人坑旁杀人的情况。他报告说，这次共杀害了镇上的5000名犹太人。
……我的工头和我直接走向坑那边去。我听到从一个小土堆后面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手中拿着马鞭子或狗鞭子的党卫队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他们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着。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约有800 到1000双，还有一大堆一大堆内衣和衣服。
这些人脱下衣服，一声也不叫喊，也没有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另一个党卫队人员打手势。这个党卫队人员站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根鞭子。我在近坑处站了15分钟，没有听到一个人叫怨或恳求饶命……
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1 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10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解说些什么。
这时，站在坑边上的一个党卫队士兵向他的一个同志叫喊几声，那人便点出20来人，叫他们往土堆后面走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乌发姑娘从我身边走过时指着自己说：“23岁。”
我绕过土堆走去，发现前边有一处很大的坟场。尸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头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还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还没有死。坑里已装满2/3 ，我估计里面有1000人了。我探寻放枪的人。那是一个党卫队人员，他坐在狭窄的坑头的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抽着香烟。
赤身露体的人们住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人员指定的地方。他们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摩一下活着的［962 ］人，轻声跟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就听到一阵连续的枪声。再往坑里一看，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把头枕在别人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下来。
又一批人已经走过来了。他们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
就这样杀了一批又一批。第二天早晨，这个德国工程师又到刑场去看了一下。
我看到大约30个赤身露体的人躺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有些人还活着……过后，这些还活着的犹太人被勒令把尸体拖到坑里。然后，他们自己也得躺到坑里，以便子弹从他们脖子上射进去……我在上帝面前起誓，说的全是实情。
在红军把德军逐出苏联领土以前，特别行动队到底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和俄国共产党干部（前者数字远远超过后者）？纽伦堡法庭一直没有统计出确实数字，但是我们从希姆莱的记载（虽然不完全对得起来）中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概念。
奥仑道夫的Ｄ支队杀害了90000 人，还不如其他一些支队。例如在北方的Ａ支队于1942年1 月31日报告，它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处决了”229052名犹太人。Ａ支队队长弗朗兹·施塔勒克向希姆莱报告说，他在白俄罗斯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动手很晚，已是霜冻季节，使大规模行刑更加困难得多。但是，”他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已［在白俄罗斯］枪杀了41000 名犹太人。”施塔勒克后来在同年被苏联游击队杀死。他在报告中附了一纸相当详细的地图，上面标出在他指挥之下各地处死的人数——用棺材作为标志。地图表明，仅在立陶宛便屠杀了136421名犹太人；另有34000 人“因为需要他们劳动”，暂时不杀。报告宣布，犹太人较少的爱沙尼亚已“没有犹太人”了。
特别行动队的刽子手们在严冬暂停活动一段时候以后，到1942年夏天又忙得不可开交。到7 月1 日，在白俄罗斯已杀死55000 多犹太人。10月间，明斯克犹太人隔离区剩下来的16200 人在一天之内全被杀光。到了11月，希姆莱已经可以向希特勒报告，从8 月到10月底在俄国已杀死363211名犹太人，虽然为了博得嗜杀的元首的欢心，这个数字不免有些夸大。［963 ］据秘密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200 万人，差不多全部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浮夸的；党卫队的头目对他们的屠杀成就总是十分得意，他们往往填报加了码的数字，以博得希姆莱和希特勒的欢心。这事说来有点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1943年3 月23日，希姆莱手下的统计专家理查德·科勒尔博士向他报告，住在俄国的633300名犹太人已经“重新安置”——这是对特别行动队的屠杀的一种委婉说法。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数字与一些专家后来煞费苦心调查所得的结果正相吻合。加上战争最后两年中杀害的100000人，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准确数字。
以上这个数字虽然已经够大了，但是若与希姆莱的灭绝营在贯彻“最后解决”政策时杀害的人数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哩。
“最后解决”
1946年6 月晴朗的一天，纽伦堡的3 个美国检察官在提审时盘问党卫队大队长奥斯瓦德·波尔，被告曾担任的工作之一是负责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所从事劳动的工程。他在参加党卫队以前是海军军官，德国崩溃以后隐藏了一阵，直到一年以后，在1946年5 月才被逮捕归案，当时发现他乔装成雇工，在一个农场劳动。
波尔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用了一个名词。纽伦堡的检察官们当时已忙碌了好几个月，研究几百万字的缴获文件，所以这个名词对他们已很熟悉。波尔当时说，有一个叫霍斯的同事被希姆莱派去搞“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那是个什么问题？”检察官问波尔。
“灭绝犹太人。”他回答道。
随着战事的进展，纳粹高级领导人的辞汇里和文件中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名词。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名词好像并没有什么伤［964 ］天害理的意思，显然可以使他们免得彼此提醒对方真实含意而感到内疚，而且他们也许认为，如果犯罪的文件一旦泄露出去，这个名词多少可以掩饰一下他们的罪行。
绝大多数纳粹头子果然在纽伦堡受审时不承认他们了解这个名词的意思。戈林还争辩说，他从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但是谎言不久就被揭穿了。法庭在审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时，摆出他在1941年7 月31日给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的一项指令。他发布这项指令正是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兴致勃勃地执行灭绝任务的时候。
［戈林指示海德里希］现在我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
我还责成你尽快给我草拟一份文件，说明……为了贯彻我们打算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海德里希十分清楚戈林所说最后解决一词的含意，因为早在快一年以前、占领波兰之后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自己就曾用过这个名词。在那次会议上，他概述了“最后解决的第一步”，其中包括把犹太人全部集中到大城市里的犹太人隔离区，这样最后处理他们的命运就不费事了。
就其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最后解决”是阿道夫·希特勒老早就盘算过并且在战争爆发以前公开谈论过的。1939年1 月30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