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萸ㄍ浜骸�192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
蒋介石为此开始发难。在1926年11月开会时，他原本同意迁都武汉，而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却突然在南昌组织召开了一个残缺不全的“中央政治会议”，并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不迁往武汉而暂迁到南昌，迁都问题留在3月的中央全会讨论。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排挤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独掌国民党大权，篡夺北伐革命成果的目的，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他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的中心的上海和南京还未到手。1927年3月，蒋介石指挥白崇禧等部相继开人上海和南京，紧接着就在上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月18日，蒋介石独自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央政府。旋即汪精卫在武汉也宣布成立中央政府。从此蒋、汪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的争斗。
宋子文因受宋庆龄的影响，原是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劣根性的分析也曾对宋子文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一事，宋子文是积极参与的，对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临时的中央政府亦是不满的。
1927年初，宋子文离开武汉到上海，从事他的金融生意，但蒋介石却怀疑宋子文受宋庆龄的影响，所以对宋子文在上海的生意不积极配合。作为回答，宋子文也拒绝一家银行向蒋贷款。蒋怀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蒋介石便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宋子文为此也气得要命，但又奈何不得蒋介石这个政治无赖。
当时，蒋介石对宋子文是打一打又揉一揉，封闭了他的办事处后，又诱惑未参加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两边都来做工作争取宋子文。宋庆龄动员他参加武汉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宋蔼龄动员他参加蒋介石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宋子文权衡再三，最后终于倒向了蒋介石。
但好景不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吞并东北。1932年日军又蓄意挑起“…·二八”事变，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于是和宋子文联系密切的金融家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蒋介石当时却明确表示不抵抗政策。如此一来，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矛盾再次引发。
据说，宋子文曾几次找宋美龄，希望妹妹能说服蒋介石，对日采取强硬政策，哪知宋美龄一张口蒋介石就变了脸色。
当时，蒋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动用国库储备，耗费巨资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在讨论“围剿”经费时，蒋与宋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宋子文不满蒋介石一贯独裁的霸道作风，并且力陈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的道理及国家平衡财政预算的重要，当场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
1932年5月，上海、浙江及江苏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学者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作“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内战。当时同盟会成员做出决定，所有成员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的公债和借债。
宋子文虽然没直接参加“同盟会”，但“同盟会”成员中有许多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和生意场上的伙伴。更主要的是，内战会影响国家金融及商业发展，使原来发展的经济倒退，且宋子文原本就是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心“剿共”，这就引起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宋子文见上谏无效，便以“把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调走了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理由，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将介石虽然对宋子文的书生气和抗日情绪很反感，但这时孔祥熙出访欧美未归，蒋介石又觉得宋子文在上海金融界有较高威望，便再三挽留。结果，在来美龄的斡旋下，他们相互做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为蒋效力，蒋则许诺将来提宋为行政院长，封官许愿。将还同意来用贩卖鸦片的不义之财，来秘密填补因“围剿”工农红军造成的财政赤字。
时过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又被蒋介石耍了。他为了支持抗日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对热河省的国民党军队原准备抵抗日军进攻，也被蒋一个命令撤了回来。不久汪精卫从海外回国，蒋介石为了拉拢汪，遂让他登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
宦海沉浮，蒋介石心狠手辣，使宋子文心灰意懒。他决心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借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理由，到美国散散心。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当然不会阻拦，反而劝来去美国安心开会，南京的事不用操心。
于是，孔祥熙的主要竞争对手就这样轻易地被蒋介石缴了械。所以，当孔祥熙得知宋子文要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宋蔼龄说：“这下你可如愿了。”
的确，孔祥熙和宋子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留洋受过美国教育，都是基督教徒，都和孙中山、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在政界发迹，在商界也都是出了名的大亨。自蒋宋联姻之后，就有人说如今的中国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但是，他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孔祥熙虽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却热衷于儒学，崇尚中庸，为人随和，被认为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对蒋介石从来是唯命是从。而宋子文虽有学子风度，注重礼仪但却为人耿直，在官场不善于见风使舵，说话态度也直来直去，因此为政期间在南京树敌较多。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对蒋介石都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出身卑微，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家、一个在乱世中靠手腕混迹于政坛的暴发户。他曾私下对好友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就跟当他一条狗差不多。”
正是在这种时候，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向他透露了准备接班中央银行总裁的信息，孔祥熙怎能不感恩涕零呢。
宋子文走后不久，孔祥熙便走马上任。为报知遇之恩，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筹措经费。
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加上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发动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内战，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滞缓，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孔祥熙上任时，每月的赤字就达1200万元。
为筹齐对工农红军“围剿”反需经费，孔祥照专程赶到江西，同正在那里坐镇指挥的蒋介石进行了讨论。最后两人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新公债。不过，发行的名义是支援国家建设。
孔祥熙从江西再到上海后，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发行公债的准备。没过几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发行新公债的消息，还把这次购买公债说成是国民爱国的具体表现。
善良的人民当然不知道这是蒋介石和孔祥熙玩的把戏，于是1亿元公债很快销完。孔祥熙为此十分得意。只是1亿元公债一分一毫也未用于改善国计民生，而是全部被用于蒋介石购买军火，进而去攻打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第一、二、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又紧接着组织了第四次“围剿”。当时他动用了四十万军队，下决心要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为配合蒋介石，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通过越来越多的银行借款透支来支持这些军费开支。
孔祥熙的“锦囊妙计”，实际上是高利率夺走了本来应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农村经济萧条，民族工业也因资金紧缺困难重重，银根奇紧。在各行各业急需资金振兴的时候，孔祥熙却把资金都用来给蒋介石购买军火以支持内战，这对国计民生无疑是杀鸡取卵。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之风愈刮愈烈，日益影响到中国大陆。1933年美国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对本国生产和金融业造成的打击，决定放弃金本位，开始储备白银做为财政准备，并宣布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金融家极具吸引力。他们觉得，把白银运到美国而不是去买孔祥熙发的债券，就能大赚一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白银大量流人国外，债券销售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