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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孔祥熙给铭贤学生训话。他问道：“考察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进化程度，应该以什么为准呢？”
台下的学生七嘴八舌。有人说“礼貌”，有人答“交通”，还有人说“建设”。孔祥熙在台上摇手然后说：“不对，不对，你们说的都不对。要欲知一国一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得看他们用水的多少。”
当场学生们惊讶不解。
孔祥熙微微一笑并解释道：“对喽，要看水。越是文明进步的人，用水便越多，否则反之。一个人爱清洁，必定会把水当作他的好朋友。其实依我之见，光用水还不够，还得多用肥皂。”
民国初年时山西没有肥皂厂，太谷乡人也没见过肥皂朋巴皂要从外地运来并且价格昂贵。铭贤学校的学生没使过肥皂也不想使，于是抱怨说太贵买不起。
岂知这话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以后，他马上派人到太原一口气买了十几箱肥皂回来，然后向学生宣布道：
“我听说有人嫌肥皂贵，这不要紧，本校长别的供不起，供给全校学生用肥皂还不成问题。我已经买了不少的肥皂，谁要谁就自己去拿。”
开始，谁也不好意思带这个头。孔祥熙向学生鼓励道：“叫你们去拿肥皂呀，你们越拿得多，就越用得多，我也就越喜欢。”
渐渐地，铭贤学校里用肥皂的学生多了起来。
而那时的肥皂，有一股强烈的刺激气味。铭贤学校的学生们用了肥皂后，身上带有肥皂味，一出校门老百姓老远就闻出了肥皂的味道。但他们不知肥皂是何物，只晓得孔大人办学校、教学生都是按洋人的规矩办。于是，出自猜想并以讹传讹，纷纷传说“哎呀，可不得了啦，学生一进铭贤，身上马上就有了洋味，老远的便能闻到。这种洋味沾上了身，准是一辈了也脱不掉。”
今天看来这真是太可笑了，但当时，老百姓的确误把肥皂味当成了“洋味”。
实际上，铭贤学校后来能和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一决高下，正是得力于孔祥照这位留过学的洋学生。正因为孔祥熙的学贯中西，所以才能把西洋的新式教育和中国的传统教育在铭贤学校里加以结合并互相取长补短。在铭贤学校里，既有西装革履的洋先生，也有穿长袍马褂的中国老夫子。既讲授孔孟的四书五经，也讲授林肯、瓦特和华盛顿。总之，目标都在“育才”。
孔祥熙要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多方面促使学生注意体育锻炼，并亲自教授体育课。但当时国内学校尚无开设体育课程的前例，因而也无现成的体育课本。孔祥熙东拼西凑，自己编了一套体操。他把美国当代的步兵操典，带到大清帝国的学校里来了。
孔祥熙教学生们‘立正”、“稍息”、“开步走”或者“跑步走”，待到幸体学生走得步伐整齐、进退有序以后，他就给铭贤学生配起了“武装”。
铭贤学生所私下拥有的第一批“武器”，是孔祥熙自备的一把指挥刀和60多把用榆木自制的步枪。
上体育课时，孔祥熙把130多名学生分成两批，一批作徒手操，一批作假枪操。孔祥熙则跨着大刀往旁边一站，俨然是一位真正的指挥官。
铭贤学生操“洋操”、练“洋枪”的事情，很快就在当时保守而又闭塞的太谷县城传开了，竟成了太谷县的一大新闻。好奇的当地人都想目睹一下这新奇之事。于是每当孔祥熙给学生们上体操课时，操场四周总有一些人围观。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学生们则更是兴致盎然，步伐也就更加整齐。围观的人见此情景都喷喷称羡，并为之四处宣扬。因此，孔祥熙能操洋兵法、编练“新军”的名声，很快就满城皆知了。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多少也改变了一点当地众人对铭贤学校的偏见。
孔祥熙能编练“新军”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太谷县商会会长的耳朵里。这个商会会长原先掌握着一支称为“商团”的武装。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商团”中的不少恶棍望风而逃，商团也就名存实亡，处于行将瓦解的状态。
一天，商会会长带着礼物，慕名亲往铭贤学校欲以重金礼聘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并指挥商团。孔祥熙对此邀请很感兴趣，也正中他的下怀。他想借此机会掌握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商团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购买真枪真炮。
其后孔祥熙训练商团也颇有成效，于是太谷警察局也前来约聘孔祥熙，请他出任顾问，每月到警察局去一次，对警察进行训话。在警察局，孔祥熙主要是宣传一些美国的治安管理方法，同时灌输自己的一套东西。
这样，孔祥熙很快便掌握了太谷一带的全部武装力量，他就像地方大员一样，常常身穿西装，腰佩指挥刀，挺胸昂首，威风凛凛地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巡视。而街上的警察、商团团员和铭贤学校的学生及其他学校的学生，见到孔祥熙都要立正向他敬礼。
如果说孔祥熙让铭贤学生操练体操，是把西洋先进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传统的国学也是注意加以改进的。
孔祥熙身为一校之长，遇有教师因故临时请假不能到校上课时，所缺之课都由孔祥熙替代。特别是在替别人上国文课时，孔祥熙常常结合时事，拟出作文题目让学生去做。不过，有一次他这样做却碰了“钉子”了。
那天，孔祥熙又临时替别人代课，并且偏巧又是作文课。他给学生出的题目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祥熙刚把题讲解完，国文教师赵昌变气冲冲地走了进来。赵昌变是清朝拔贡，以书法洒脱扬名三晋，是一位众人景仰的老先生。孔祥熙与他过从甚密并且也对他相当敬重。
可今天赵昌变是冲着孔祥熙来的。当即他责问孔祥熙道：
“你一代作文课，作文题目都和武事有关。孔校长你办铭贤学校，性质是文呢还是武？你出这些作文题目，总不是让学生毕业后都去当兵吧？”
孔祥熙听完急忙解释：“哈，赵老夫子，我是有这么一个念头，铭贤的学生毕了业，虽然不必全去当兵，可当兵的观念和准备却必须有。”
接着，孔祥熙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清政府如何腐败和国外各国征兵制的区别及优劣，讲一个公民应该有保家卫国的能力和意识。这一通说教，使愤然前来质问的赵昌变缄默不语了。他心里不得不佩服孔校长确实要比其他人站得高，看得远。
在和赵昌变讨论之后不久，孔祥熙作了一条正式规定：今后凡写作文不必非引经据典，只要能言之有理，即使方言俗语人文也可评为上佳之作。
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是在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当时被普天下的道学家视为不成体统、不伦不类的“洪水猛兽”。因此，胡适被尊为白话文的倡导人。其实孔祥熙早在清朝末年，就已在自己办的铭贤学校提倡白话文了，此真可谓敢为天下先。
孔祥熙不仅敢提倡白话文，而且还敢对学生进行“性教育”，这在当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需要多大的胆量啊！
既然孔祥熙从小就敢背叛自己的老祖宗，而去接受教会的教育，既然孔祥熙是一个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那么他就能在当时比较落后的自己的家乡去开风气之先，揭造化之奇。他就敢于公开与传统的礼教相违背，做一个实施“新风”的表率。当时孔祥熙在铭贤学校开设了“性教育”课程，他每季两次或者三次，把那些已发育成熟、即将从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集中于一室并亲自讲解“性的卫生”、“性的道德”、“性的神圣”和“两性结合”等问题。
这些题目的讲解，在当时来说实属“大胆”而“先进”的不凡举动，对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学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冲击。孔祥熙对“性”的讲解，把当地那既没有真本事、又道貌岸然，并且常常说三道四的伪道学们搞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
当然，孔祥熙对性问题的理解和讲解，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去引导学生，使之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全面揭开人生的秘密，消除年轻人对此的神秘感。用今天的话说，纯属正面教育。
孔祥熙在每次给学生进行“性教育”时，总是对那些好奇心切的学生们说：“老先生们制止性欲，有如鲸之治水，筑堤防、防外溢，不知浚疏河道，只晓增强堤坝。这个方法最危险，因为水不暴发犹可，一旦暴发堤决坝溃，必将无法收拾。所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