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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材料披露孔祥熙、宋蔼龄两人晚年在美的乡思乡情，现录此存照，由中不难看出孔宋二人晚境之凄凉孤独：
“孔祥熙吃过早饭，就把身子蜷在沙发里，歪着头在那里叹气。宋蔼龄提醒几次，今天该是去银行上班的日子，孔祥熙照样一动不动。
“怎么了，是不是身上不舒服？”宋蔼龄关切地问。
“不，我梦见我在井儿院把半筐捡回的煤渣倒在灶前，奶奶瘪着的嘴露出了微笑。后来又梦见在铭贤学校给学生讲矿产开发课，学生们嚷着要我带他们去实践。唉！都是梦哇。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后半生决不到政府作官……我要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孔祥熙说着，眼角滴出了浑浊的泪水。
宋蔼龄也伤感起来：“我最近也老是作梦，都是童年的事，都是与父母弟妹在一起的事，每次醒来半天心口堵得慌……”
两个人都不吭声了。
“我听说人老想过去的事就是老年的征兆。我们真的老了吗？”宋蔼龄还是先开了口。
“老了”孔祥熙伸出干枯的手去挠花白的头发。
“老了……”宋蔼龄哺哺地说，“我准备在父亲逝世30周年时好好祭奠一下，可这么多年了，我都没能到父亲墓前去看过一次。父亲在世时给了我多少慈爱啊……”
两个人无言，一会都嘤嘤啜泣起来。
孔祥熙忽然坐正了说：“蔼龄，你想家，想祖国？”
宋蔼龄瞪圆闪着泪光的眼睛：“是的！”
“我们回去？”孔祥熙试探着说。
“回哪里？”
“大陆”
“啊”宋蔼龄浑身一哆嗦，“自从1927年我们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到1947年整整20年啊，共产党能饶了我们吗？”
“我们把财产都送上，算是折罪……”
“不行，不行！”
“那么多战犯都放了出来，甚至有的还当上了文史研究员，我们回去总不至比他们还差吧！”孔祥熙认起真来。
“人家来本来就在大陆。我们要从这儿回去，恐怕不仅美国政府不会同意，就是老蒋知道了也不会放过我们。搞不好，我们连个寿终正寝的地方也得不到。”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眼看我们都是快人土的人了。难道要落外丧，当野鬼？”
“那怨得了谁呢？”
纵观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的整个一生浮沉遭际，恐怕只能再一次印证先哲们的微言大义和颠扑不破，这就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信哉斯言！
第一章 孔祥熙家世
1．太谷票号的传说
太谷县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省，属山西腹地，位于榆次西南，距省府太原约90里有余。太谷县境内地势为东南至西北走向，东南地区山峦起伏，高峻险要；西北地区则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太谷县称得上是中国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原气候。受这种气候的影响，这里一年四季分明，冬冷夏热，春旱秋涝。每年一到秋天，太谷县境内便呈现出一派的萧条和凋敝景象：凉风习习刮得树叶枯黄满地飘零，秋雨绵绵下得一地泥泞难以落脚。据说，当年太谷人大多不愿意在家乡待见那令人沮丧的秋季来临。虽然，惯常的秋天都是收获的季节，是令人欣喜令人满足的日子。可在太谷则就不然了。贫脊的山地加上恶劣的气候，十年倒有九年今种地的庄稼人失望，以至满面愁容无可奈何地打发着眼前那令人寒心的秋天。
尽管如此，当年的太谷人中仍旧不乏富翁。这是因为，当时的太谷县内，人们往往是一家几代人都经营着票号。当年在山西，人称两个地方最富裕，一个便是太谷，一个便是祁县，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叫做“金太谷，银祁县”（另有一说则认为当年山西票号最发达的地方有三个，首推平遥，其次才是太谷和祁县，此处不做考证）。上面所谓的地方富裕，亦是指太谷和祁县两地的票号发达而言的。
所谓票号本是在清朝道光年间慢慢兴起的一种金融机构的名称。当时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帮商业资本便与金融资本结合，形成了这么一种相当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机构，并称之为票号。因为当年在山西那样一个偏僻闭塞之地，交通异常不便，出门在外的富商巨贾以及放任外省官吏出门携带大量的现银既有许多不便，又难免相当的风险。而有了票号这种专门的金融机构转寄汇兑，就方便多了也放心多了。所以当年的票号主要经办汇兑、存放款以及代清政府汇解京饱和军协各饷；同时收存中央和各省地方官款，以及吸收官僚富豪存款并给予借垫等业务。至清朝末年，山西全省票号已发展至30余家，分号400多处；并且辐射国外包括日本的东京、神户、大阪以及俄国的莫斯科，还有东南亚地区的泰国、新加坡等地，一度基本上垄断了北中国乃至全国大部的汇兑业务。
关于太谷的票号，后来孔祥熙曾自诩其“知之甚捻”。据他讲来，票号的产生是由清朝初年北方特有的镖局演变而来的。清人自人关以来遍及中国各地，其所需银饷及食粮，都是由各地征集而来。为防粮响运输途中有恙，当时便在许多通都大邑设起了负责沿途护送的镖局。但因这种运送往往缓不济急，故后来就有了所谓“过嫖”的变通办法，即在各地联号的商家互通汇兑，每3个月结账一次。当时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家，俗称汇兑庄，又称“票号”、“票庄”等等。此即后来山西票号的最初滥觞。
当年的太谷县不过是个内陆小城，地处偏僻又人口寥寥，物产稀少且交通又十分不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当年居然票号林立，并且历经百年而不衰，许多信誉卓著且规模宏大的票号，最初均发迹于此，甚而至于有了“中国的华尔街”之美誉，这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孔祥照发迹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大谈特谈太谷人精于“票号之道”并且信誉最响：“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都操在山西太谷。祁县和平遥三县人士之手，尤以我所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我们了解了当年太谷票号之盛况后，方始信孔祥熙的话果然不是吹牛。
谈到当年太谷票号的卓具信誉，这里有一传说或可从某一侧面佐证之。当年有一位外省的商人，因为出门去很远的一个地方做生意，恐路上不方便，便托付太谷的一家票号转寄现银500两。不幸的是，这位商人竟在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客死在他乡了。而太谷的这家票号等了3年仍不见有人前来兑银，老板便派出得力的伙计赴全国各地苦苦查找。就这样又找了3年，终于找到了那位客死他乡的商人后裔，并将其所存的500两银子及6年的利息一并交给了那商人的后代。这个传说今天听来或许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反映了当年太谷票号的信誉之高。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在当时全国的票号行业中，山西人尤其是太谷人为什么就能独领时代之风骚、而执当年中国金融界的牛耳呢？说起来这中间尚有一段依旧是信则有而不信则无的传说。
那还是明末的崇祯17年，已成燎原之势的李自成起义军自陕晋出居庸关，一路浩浩荡荡锐不可挡地直扑北京城而来。一时间京都局势发发可危，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作最后的负隅顽抗，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只好派自己的心腹大太监徐高拿一道密旨往请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崇祯想请周奎出面发动外戚及大臣们捐钱输饷，以济当时前线燃眉之急。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已然是“穷庙富和尚”，朝廷国库空虚，人不敷出；而王公大臣手里却是金山银山，穷极奢侈。万没想到的是，那国丈周奎竟一毛也不肯拔，以至徐高为之气愤已极奋力大呼“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才勉勉强强拿出豆万两银子资助崇祯御敌。不久，李自成义军攻破北京城，直逼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上自了尽。俄顷，李自成手下大将军刘宗敏就在京城铁狮子胡同崇祯爱妃之一田妃的父亲田琬宅中大设刑堂，将所有的外戚王公还有明朝的大臣们抓了起来连夜拷打，结果几乎没费多大的劲，竟从这些王公大臣身上一下打出几百万两的银子来。
倘若崇祯皇上泉下有灵，得知这个结果恐怕欲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