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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绵，贪婪地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厚营养和精华，一点一点地丰富着自己，武装着自己。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悄悄袭来的大病，差点就夺去了孔祥照那嫩芽般的小生命。以至慌得父亲孔繁慈匆匆将私塾关了门，便背上爱子四处求医问药去了。
此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早晨。孔繁慈起床后发现，平日欢蹦乱跳的小祥熙竟在一夜之间蔫了许多，不爱跑跳也不爱说话了。孔繁慈不知发生了什么，摸摸儿子的头并拉拉儿子的手一问，才知道孔祥照自觉身体不适。孔繁慈二话没说，赶紧跑出家门找乡里郎中来给儿子看病。郎中来后一检查，原来孔祥熙患了虾腮。当地人俗称“虾蜞瘟”。这倒是当地常见的一种小病，用不着惊慌害怕，当下那郎中用中药敷治加上每天用热毛巾敷上几次，只几天的工夫，孔祥熙就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天真活泼可爱的模样。
谁知祸不单行。没出一周的功夫，孔祥熙的脖子上又生起疮来。并且这次乡里郎中来也不行了。孔繁慈只好去请太谷城内著名的中医师来给儿子治病。岂知这一次吃药热敷均不管用，伤口继续溃烂，一天天地扩大蔓延，孔祥熙更是痒痛难忍，人也明显地消瘦下来。孔繁慈看着小祥熙那痛苦的样子，想到儿子的病情日见严重而且久治不愈，最要命的是根本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医治办法。
爱子如命啊！何况那时孔祥熙又是孔家一脉单传的独苗苗。孔繁慈竟日寝食不安，心如刀绞，但又有劲使不上。当时考虑再三，孔繁慈作出了一个使孔氏家族及四周乡里都不免猛吃一惊的大胆决定：他要送孔祥熙到太谷城内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里去医治。
孔繁慈作为孔子的后代，且一向是崇尚国学，笃信中医，骨子里有着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尊王攘夷”的观念，有着强烈的排外心理。但独生儿子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掌上明珠。为了儿子不至于受继母的虐待，当初他可以终身不再续弦。现在儿子重病缠身了，他能眼看着病魔夺去儿子幼小的生命吗？不能！万般无奈之际，孔繁慈只好有病乱投医了。
想不到的是，孔繁慈这个举动，竟遭到了本家族人和乡亲们异乎寻常的鄙视。
有病投医，这本是极正常的举措，为什么还会遭到如此指责和鄙视呢？
事情坏就坏在那仁术医院是洋鬼子办的医院上面了。
提起洋人在中国设教堂、办医院的事，说来可就话长。最初，是西方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输人中国。在清朝以前，这种输人成规模的大致有三次，且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结果却收效甚微，得不到中国民众的普遍信从。原因主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且遭遇到在中国已居统治或主导地位的佛教、道教的顽强抵制。因此当时一直未能打开在中国的局面，以至西方的基督教会一度中止了基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但当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基督教会发动的第四次对华传教运动，却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百余年历史上，留下了种种抹不掉的罪恶劣迹。从当年在北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一句俗语中（“酒肉和尚、风流尼姑、奸邪神父”），我们就不难看出，当年中国老百姓对西方基督教输入中国的评价如何了。而且，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尽管西方的基督教会都以文化形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但因裹夹在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冲突背景下，以至遭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激烈抵制。如果说，这一次西方社会的宗教人侵能够最终得以成功，恐怕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落后和贫穷。
从十九世纪70年代开始的30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于是帝国主义国家间掀起了争夺亚非殖民地的狂潮。正是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的海外传播恶性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传教事业做为侵略工具，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他们直言不讳地承认：传教事业可以代替殖民讨伐战争赢得殖民地人民。就这一点来说，“一个传教士低得上一营军队”，所以“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有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军队一样必要”，而且，“与其设立9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9个教堂更为有力”。在维持殖民统治的同时，“传教士是殖民统治必不可少的，殖民统治者与殖民地人民中间的联络官”。在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侵略的战争中，当地教徒可以为帝国主义国家充当“不必花钱的义务警卫队”。就经济上来说，教会分子公开宣称：“为传教事业花1镑，就能推销10镑的货物”，“投资传教事业，可以从商业中获得10倍的利润”，“一个在海外20年的传教士就意味着每年1万镑的生意”。传教事业之所以能起到这样巨大的作用，“其秘密就在于它是宣扬善意、友谊的活动”。对于慈善事业，西方教会利用传教医生骗取人民的信任。教会在当地创办学校，则可以“防止殖民地人民的反叛”。
十九世纪为基督新教传人我国开辟道路的是英国伦敦宣教会教士马礼逊。马礼逊于公元1907年来到中国，曾译出第一部中文的《新约全书》。但他直接布道的效果不大，7年后才对第一个中国教徒施洗礼。当时中国人对他们所传播的福音实在不感兴趣，传教士所散发的宗教小册子，不过被当地人用来包东西或剪鞋底纸样用。
形势的发展要求传教士要不断调整目标和方法，探索新的传教途径。于是他们转向了在当地盖教堂、办医院和办学校这方面来。随着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及《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这3个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二、赔偿英国军费、鸦片费以及偿还广州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共ZI00万元。
三、割让香港。
四、协定关税。
五、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实行对外贸易自由的政策。
六、根据南京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清朝皇帝应通令全国免除一切与英国有牵连的汉奸的罪。
七、《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犯罪，不能由中国处理。
八、《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每一通商口岸准许停泊一只英国“官船”。
九、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到通商的这五个港口居住。
《南京条约》之后不久，侵略战争和伴随着战争的讹诈，又使中国承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如1844年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等。传教士不仅是这些战争讹诈的直接参与者，而且这些不平等条约从起草到签订也都有他们的参与和策划，有些甚至出自他们的手笔。如郭士立参与《南京条约》，俾治文参与《望厦条约》，卫三畏参与《天津条约》。
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明文规定外国传教士可随意在华“开设教堂”，不仅在通商口岸，而且可“安然人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丝毫不得苛待禁阻”。更有甚者，当签订《北京条约》时，其中有关外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回地，建造自便”的条款，竟完全是充当翻译的传教士艾德擅自添加的。由中我们可见当年传教士之猖狂和清政府之昏庸。对此，他们曾欢呼：“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几乎出乎意料地对传教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落入我们的手中，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18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自《南京条约》之后，各帝国主义教会完全打开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大门。它们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以五大通商口岸和原有的传教点为基地长驱内地，传教士的足迹一时间遍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到1900年，在中国的西方教徒已达72万人。
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初期，遭到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有身份地位的传统世家，即“上层社会”因为受“尊王攘夷”的传统影响，视基督教为洪水猛兽而敬而远之；自食其力、尚能温饱的小康之家即“中层社会”则也是采取现实一点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我们知道，传教士要传教要布道就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