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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高昂，雍容，华彩，是唐朝声音的特色，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实质。
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对应的声音表征，譬如，上世纪60年代，《大海航行靠舵手》，你会想起三面红旗，浩浩荡荡；譬如，70年代，《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你就会想起革命狂飚，歇斯底里。所以，宋人李清照女士，很不满意宋词之不可歌，遂著《词论》以正视听。若以她的可歌性而论，当代文人所写的旧体诗词，就不敢恭维了。除了五言为五个字，七言为七个字，没出数学错误外，能如美国流行音乐RAP，能如顺口溜、莲花落、快板书、三句半，合辙押韵，八九不离十，可以说而唱之，也就谢天谢地了。
因此，说唐，不能不说唐诗，而说诗，不能不说李白，而说李白，在他全部作品中，不能不说他这首饮酒歌：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
他的这首代表作，这首表现唐人风流的诗，也是他放纵不羁的性格之歌。必须交给一位出色的歌手，持卮而唱，淋漓尽致，声情并茂，酒酣耳热，方能唱出诗人的豪迈。而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能唱得举座皆惊，心惕神励，抚髀击案，胸膺和鸣者，除了李清照《词论》里提到的那位念奴小姐，再无别人。
这位唐朝最出色的金嗓子，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也讲到了她：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唐朝的声音（2）
念奴，皇室歌舞团中的大牌歌星，李隆基的“钟爱”。一位歌手，在最高层那里，够这两个字的级别，非同小可，其御用性质，不言而喻。不过，她人美艺高，声色俱佳，人长得漂亮，歌唱得更漂亮，别看意大利的帕瓦罗蒂，能唱到高音C，也就是简谱两个点的“DO”，就让全世界的男高音敬服。而唐代的这位女高音，其音域之宽之高之广，估计那位巨无霸，也望尘莫及。据野史，有一次，玄宗驾幸灞桥，万民欢腾，声震天日。有近侍进言，若能念奴引吭高歌一曲，其声所至，四野屏息，则微风拂柳之音，河水流逝之声，陛下也会听闻。一试果然，证明其穿云裂石，金声玉振的歌喉，确非虚言，也难怪具有艺术秉赋的帝王，为之倾倒而“钟爱”了。
此说或系夸张，但词牌之一《念奴娇》，因为“其调高亢”，为她所擅长，成为她的主打歌曲，遂以她名为名，口碑相传，直至今天，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也纳闷，那时没有作协、音协搞排行榜，搞金像奖，没有电台、电视台搞十大金曲、四大天王之类的评比，怎么她就能获得以个人名为歌曲名的光荣？显然，这中间有一位不容置疑的权威说了话，才拥此不朽声名。在唐开元年间，那唯一的谁也不敢反驳的人物，我想，该是有功夫赞扬一位小姐的眼睛，还有兴趣发表一番音乐评论的，日理万机的万乘之尊了。
金口玉言，自然他说了算。
唐玄宗干得出来。第一，他有这份艺术鉴赏力，不是抖小聪明，小机灵，玩小花活；第二，他也有这份风流，堂而皇之，不扭扭捏捏，光天化日，不遮遮掩掩，直截了当，不假模假势，敢作敢当，不矫情装蒜，半点不想隐讳对这个歌手的“钟爱”。
这大概也就是唐朝的浪漫了。
李隆基，不是好皇帝，但他真风流，很个性。唐以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休说一国之主了，连稍稍有点权势，有点身份，有点级别的臣宰员吏、藩台府臬，也只敢偷偷风流，决不敢公开浪漫。两块“肃静”、“回避”的牌子，在前面开道，脸部肌肉不硬不僵，也不对称啊！
于是，凡官必摆谱，走路迈方步，有权必拿架，张嘴说官话。于是，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不让人猜透他心里的想法，便是官员们的标准面孔。因此，说他是活着的尸首，可以；说他比尸首多口气，也可以。他们即使想将这个漂亮歌唱家搞到手，绝不可能像唐玄宗那样本色，那样潇洒，那样性情中人。“哇噻，这小妮子的一双媚眼，真能放电啊，让朕实在有点吃不消呢！”
这一点，你得佩服李隆基，你得佩服唐朝出现的这种大气，你得佩服那整整一代人的张扬放肆的精神。据《旧唐书》，说这个玄宗——
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馀，又新制乐谱。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
唐代宫廷的礼仪乐队，共分十部，每部又分为坐位和立位，整个加在一起，足有数千名乐手。这时的玄宗，我觉得更像那个日本人小泽征尔，在指挥着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庞大的交响乐团。因此，李隆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玩闹，而且玩闹得绝对正点的皇帝了。唐朝的声音到开元达到峰巅，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说，李世民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只能算是一次盛大彩排的话，那么，在李隆基的统治下，二十九年的开元之治，才算是正式的演出。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诗人，名画家，名歌手，名乐手，几乎都在开元年间联袂出现。西方历史上，也许只有15世纪的文艺复兴，差可比拟。
应该看到，唐玄宗如此大排场，大铺张，除了雄厚国力的支持，承平岁月的逸乐外，就其个人而言，是与他沉溺声色，生性放荡，纵情恃性，不拘形迹的胡人血统分不开的。鲁迅说过，“唐代帝王，大有胡气”，这胡气，还不仅仅是因为唐高祖李渊的从母，为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据此判断，李姓皇帝带有鲜卑或拓跋的尚未驯化的民族本性。有朝一日，挖开乾陵，查一查DNA的话，匈奴、羯、羝、羌的基因，在李姓帝王的遗骸里，可能都混有一点的。
因此，一方面，唐代与前朝，与后代采取了绝不相同的对外政策，张开怀抱，展阔胸襟，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去拥抱整个世界；一方面，中土的华夏正声，已不能适应丰富多彩的盛唐气象，需要新的音乐元素，需要新的旋律、节奏、声韵、调式，使唐朝的声音更闳大，更壮观，这也是势之所趋。于是，大肆扩张的胡风胡气，从未像唐朝这样，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进入中土，其潮蜂涌而至，其势锐不可当，其变化不可遏止，其影响波澜壮阔。
从《太平广记》卷二○四的《李謩》篇这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故事里，也能看出胡乐逐渐融入听觉主流时，新旧力量的碰撞，此消彼长的争斗，也是一个相持不下的过程。但是，旧日的风韵，不管你多么惋惜，终究是要淡出的，而时代的声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请自来，登堂入室，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万事万物新陈代谢的必然。像李謩这样一位在教坊中，坐在首席位置上的笛手，也不得不在时风的感染下，在其特擅的笛子曲目中，注入新腔。一是潮流所至，二是饭碗所逼，这位名笛手无法抱残守缺，誓不与时代同步，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在越州镜湖，也就是绍兴的鉴湖吧，众人泛舟于碧波万顷之上，喝花雕酒，吃茴香豆，听这位长安特邀而来的吹笛国手，独奏其拿手的《凉州》一曲。顿时，“昏噎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在座知音，击节赞叹，偏有一位老者，不发一言。李謩认为他看不起自己，又“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但这位老人，仍旧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辞。李謩沉不住气了，“你这是瞧不起我呀，老先生，难道你是此中老手？”
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