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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明很尴尬，如果微软公司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他根本就不关心盗版的情况，“盗版有理”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一谈到这一点时，国人就有一种报复的快感。可是作为一位主要股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生，不仅让他也受损失，也跟自己的股东身份不相符的。
盗版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微软这样的巨头来说，盗版也许只是让它少挣一笔钱而已，可是同样的是发生在一些中小软件公司，那么情况就很糟糕，一个软件工程师也许数年的心血结晶，往往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软件巨头毕竟是少数，广大的中小软件公司才是主流，他们的智力投资和成果更需要每一个人的尊重。
“少赚点就少赚点吧！”这是李思明心底里的想法之一。当初微软公司在物色中国总经理的时候，希望李思明能够提供帮助，最好是从微星科技集团内部选拔一位高级经理来当这个总经理。李思明以微星公司正处理人才紧缺和专业不对口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当然工作还是要做的，股东的身份还是要维护的，微星科技集团“积极参与”中国知识产权常识的宣传与普及，“强烈要求”中国相关立法部门加强立法，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打击盗版。
李思明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尊重知识尊重智力劳动的成果，也是保护中国民族知识经济促进其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中国的软件业甚至整个知识经济产业总不能依靠“盗版”来赶超世界吧？至于效果如何，他只能是尽力而为。
但是民族软件业李思明绝对是支持的，他的旗下还有一个风险投资基金（VC），正在寻找有利可图的出路呢。越来越多的小公司在深圳诞生，其中的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公司被介绍给了微科创投，包括金蝶软件在内的十家国产软件公司得到微科创投的资金扶持，这些投资往往只有区区十万美金，但却是那些创业者所急需的，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如果将来这十家软件公司中有三家能够最终成功，那么这些投资将是成功的，这就是风险投资的特性——高风险性。另外，还有一家由归国留学生创立的太阳能公司，这家公司得到了李思明五百万美元的投资，这是一个李思明十分看好的产业。
李思明拿着别人的钱搞投资，看上去像是当了回“散财童子”，但都是在微科创投的总经理陈仁豪的专业分析之下投资的，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落户深圳，就连北京中关村受到深圳越来越好的投资环境影响而迁到深圳。
深圳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理想创业之地，截止1994年7月底，深圳登记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700多家。旷日持久的《深圳特区2000年远景发展纲要》终于问世了，明确地提出要科技建市，发展以家电、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半导体技术为主要支柱高新技术产业，制订了前瞻性的产业发展规划，转变政府工作职能，主要体现在规划、引导、扶持、创造好的环境和服务上，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健康发展，让深圳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和优化。
无论如何，深圳已经走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前面。以“金桥”为代表的“金”字系列的国家信息工程开始启动或者已经启动，为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机遇，进一步了开拓了广阔的市场，提供了许多新的机遇，促进、带动了中国计算机、软件、网络和通信等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人们忽然发现，这一系列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工程所需要的技术和产品大多来自深圳的公司，包括微星科技集团、中兴、华为在内的众多深圳公司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也由此极大地促进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的发展。有人惊呼：
“深圳将全国的钱都给挣光了！”
“深圳真是富得流油！”
而北京中关村人却很焦虑：
“中关村风光不再，何去何从，众说纷纭！”
“中关村数家公司集体迁至深圳，中关村面临空心化！”
“跟深圳比，中关村到底还缺啥？”
“中关村需不需要补钙？”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更何况城市之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中，各大城市的市长之间的心中也都有小算盘的，不管是基于利益还是名气。深圳当然是无数的中国其它城市竞争的第一个目标，有人指责深圳挖别人的墙脚，甚至有人将矛头指向微星科技下属的微科创投，指责这个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行为“过于恶劣”，只有少数人在反思。
“以前其它省市的政府总是说，深圳的发展得益于各种特殊政策，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现在其它省市也总是对投资者说，深圳能给你什么优惠条件，我们也能给什么优惠条件。但从现在起，我们将转变发展思路，不再将优惠条件放在第一位，而是比投资环境比政府服务水平，比整个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联动效应。深圳要勇为天下先，深圳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新任的深圳市委书记这么对着媒体说。
微星科技集团已经放眼国外，在1994年春节不久正式收购了一家日本电池公司，这是一家有着二十年历史的纯日本公司，曾经盛极一时，产品从最早的锌锰干电池、碱性干电池、镍镉可充电电池到汽车用蓄电池，无所不包，公司的规模也是业内比较大的，也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好景已经不再，正如日本的经济一样，在经历过七八十的代的高速增长之后，这家电池大公司也染上了日本公司从九十年代开始的通病：
公司老的管理层，已经形成了老的管理习惯和旧有的情感因素，自身就很难有决心改变。而对于公司内部深层的问题，公司内部的管理层也无法看清楚，不能从根本上挖出公司的病症，不能提出有效的大变革。
终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是日本企业凝聚人心的两大法宝，这是保证公司雇员忠诚不二的重要方法。但是由于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日本的大公司患上了“肥胖症”，机构繁多，员工队伍庞大。年功序列制带来了“熬年头”的倾向，内部缺少竞争，对年轻一代员工的吸引力大不如前。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日本式管理以经济高速增长为依托，一旦经济长期低迷，这种管理方式就难免走进死胡同。果不其然，随着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企业管理模式也蒙上了阴影。
微星科技集团是外来者，对于这样的一个百分之百的日本公司来说，它本是不受欢迎的。正如日本市场一样，你很难用诸如“全面开放”或者“鼓励竞争”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市场是一个“封闭”式的市场。在这家电池公司濒临破产的时候，有无数的日本公司试图收购，他们看中的是这家公司拥有一套关于锂离子电池的专利权，都想将这部分资产剥离后再收购。但这些来拣便宜的日本公司是不受欢迎的，谁不想占这样的便宜？但是这家公司有大约五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和两千多名员工，这些怎么办？这个巨大的包袱吓退了众多的日本公司，而那些已经有了自己的锂离子电池专利的诸如东芝这样的公司，根本就不感兴趣。
所以微星科技集团后来的加入，很容易就得到了全部股权，条件是承担大约五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五年内不得辞退一名员工，并且保证不得减薪。
“我认为这很值，我们必须介入到新型电池行业，不论是未来手机，还是笔记本本电脑，都需要这方面的技术保障！”李思明最终拍板，促成了这个收购计划。
渡边三郎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口才，还是因为他跟这家日本电池公司老板拐了十八道弯的亲戚关系，或者是他开出了让对方不可抗拒的价格，让对方接受了收购要约。这项收购计划并不被他的日本同胞看好，人们给出了这家公司N种死法：
第一，渡边三郎先生一上任就进大行大规模的改革，但是内部积弊太多，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因为精疲力竭累死在总裁的位置上，李思明不得不宣布出售公司；
第二，李思明因不满这家日本公司的终身雇佣制，违反了收购协议，大规模的裁员，导致职员集体罢工，最后宣布倒闭；
第三，新公司管理层因不满中国人的管理风格，集体请辞，导致公司业务中止，雪上加霜。
第四，母公司不断地输血，导致公司成了一个吞金的黑洞，李思明忍无可忍，只得出售或者低价转让，然后渡边三郎先生只得灰溜溜地跑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