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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切都美满的时候，蒋孝文突然大病一场。此后10余年间。市井之间对蒋孝文的病情即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得西贡玫瑰、国际梅毒，有人说他早已残废，变成植物人，常年住在荣总，有时偷跑出来玩而迷路……种种臆测不一而足，越荒诞越有人相信。
蒋孝文的突然生病，对于比他小3岁的妻子徐乃锦是毕生最大的打击。徐乃锦是一位心地善良，意志坚定的女性。她辞去工作，在丈夫5个月住院期间，整日镇守病房，陪侍照顾。此后10多年来，她对蒋孝文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夫妻感情仍很密切。她以妻子的角色，协助蒋孝文克服疾病痛苦。她遵照医生指示，以各种不同游戏，协助蒋孝文的反应、记忆。她地位特殊，然而，自蒋孝文病发，她克服异于常人的心理症结，走过那样漫长而低霸的岁月。她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曾经到徐乃锦家赴宴的友人指出：“他们家请客，蒋孝文都和大家一起用餐，他们夫妻俩感情甚笃，不时有亲妮的称呼。”“她是一位爽朗的女性”，一位接近她的朋友说：“自蒋孝文病后，她表现出女性少有的坚强与独立。”了解徐乃锦的朋友分析，“她的童年受母亲影响甚大”，是她童年看着母亲无私照顾朋友的亲身感受，使她在丈夫病发后，能够长期如一，毫无怨言。她经常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积极的，再大的挫折都不能放弃，上天总会给我路走。”不过蒋孝文的病，对她总是很大的打击。那时，她还年轻，但是虽然发生这种事，她还是勇敢地活下。她读的心理学，修得硕士学位后，曾到国际妇女会工作过一段时间，随后人女青年会。在女青年会中，从担任董事到担任副会长，她始终积极工作，不遗余力。许多人都认为徐乃锦参加社会工作无非是“大少奶奶打发时间”，但徐乃锦坚决否认这种说法。她辩解说：“女青年会不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太太们，相反，她们当中有大法官、律师、教授，她们都是专家，都热心公益，希望为社会出力。”诚然，徐乃锦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与她个人的遭际多少有些关系，而正是因为投入了社会工作，她才发现还有更多比自己不幸的人，更需要理解和帮助。当然，以她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而言，她的生活不用发愁。但是，她选择走出家庭的方式，充实生活，为更多的人服务，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1972年，蒋孝文在一次大醉之后忘记服药，待家人发现时，他已昏迷不醒。他的脑部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变导致意识力丧失，肢体也陷于瘫痪状态，从此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废人。
对于蒋孝文，因系蒋氏家族中的长子长孙，蒋介石对他原是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初到台湾时，蒋介石将蒋孝文送到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但他受不了军校生活的严格和艰苦，不久便任性地退了学，转到美国读书去了。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台湾，曾任台湾电力公司桃园管理处处长，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委”等职。蒋孝文个性刚强执拗，认准了事情就干到底，谁劝也不行。除了性格上自幼养成了十分任性之外，蒋孝文也还算是有些才华的。1970年，他担任金门电力公司董事长时，曾精心策划并亲自参与施工，建立了现代化的金门发电厂。这座发电厂至今仍在正常使用中。
但是，执拗任性的性格却也酿成了他终身的遗憾。他早年便因遗传患有糖尿病，1955年已经遭过一次险，医嘱他必须按时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并且绝对不得饮酒，不能熬夜。然而他却不听医生的劝阻，终于在1970年的大醉后落下了终生残疾。后来经过治疗，仅仅恢复了肢体的机能，在意识方面则错乱得很厉害。1988年秋，经台北荣总医院检查，他的喉癌已到晚期。1989年，蒋孝文病逝。
蒋孝武1945年4月25日生于奉化老家，他的大学是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念的，在慕尼黑念书时，他轮流在戴安国（戴季陶之子、前台湾派在德国的地下“大使”）和李元簇家中住，由于李元簇有过照顾皇太子的功劳，因此他们的政治行情多年未衰。
蒋孝武书念完后到美国结婚，而后即返台。现在从蒋介石的遗集中找出两封他写给当时在念书的蒋孝武的信，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68年7月15日，信文曰：
“武孙：7月10日来信，刻已收到。对于你自述忧虑太多之缺点，能知有所改正，使余欣慰异常。此乃你人生之一大进步也。你6月 14日来信，余本想修改之后一并与复信寄还，因为近来太忙，总无暇修改，故延稽至今拨忙中抽暇先复，但仍未能修改来函并寄为念。”
第二封信的时间是1969年12月9日，当时蒋孝武已准备结婚。信文：
“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收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不能作复。但近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日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亲来美主持婚礼，故嘱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祖父母示。”
蒋孝武返台后，蒋经国似乎一直在努力培植他。他分别干过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专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会”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民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国民党党务顾问”、“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中广公司”总经理、“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这些职务的安排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一时期，他又到“中国文化学院中美系研究所”念了个硕士。
蒋孝武在美国结婚后即回台，25岁起就一直跟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身边学做人做事。赵聚任是赵恒惕之子，严孝章是严复的孙子，他们是蒋家的“自己人”，国民党的党营和公营事业，差不多都和“辅导会”脱离不了关系；蒋孝武从26岁那一年起就担任“辅导会”的顾问，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辅导会”外，蒋经国也相当有系统、有章法地让蒋孝武见习党的事务。国民党的中央政策会专管政策形成。政策协调和政策贯彻，蒋孝武在政策会当了相当一段时间委员（管一些事，但很少和其他职员一起上班）。另外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乃是党的核心部门、蒋孝武也长期是“组织工作会”的委员，这对他见习组织工作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他干过中央委员会的秘书等。蒋孝武依次序干这些职位时的年龄还不到30岁，如果过分的倡苗助长，对蒋孝武本人或对其他人，都难免会有不良影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蒋经国才本着“让他参与多一点，可是没什么名份”的原则，对蒋孝武进行暗中的提拔和训练。
蒋孝武从26岁起就一直负责“华欣文化出版中心”，这是个大出版公司，钱是赵聚钰的“辅导会”系统所出的，目的似乎是让蒋孝武借着这个机构来拢络文化人。不过可惜的是，由于蒋孝武用人不当，其成绩并不显著。
那几年，台湾三家电视台都是自行申办进口事宜，“华欣”的几个文化混混眼见有利可图，于是打着蒋孝武的招牌提出计划：外片进口由“华欣”统筹办理并于进口后统一分配。这个计划使三台负责人傻了眼。同意吗，就利益受损，如果反对就会开罪蒋孝武，搞不好金饭碗都被敲碎了。大家没了主意，只好找吴俊才求救，吴俊才也不敢得罪蒋孝武，于是吴俊才又去找秦孝仪求救，秦孝仪毕竟胆子大一点，他直接跑去找蒋经国，这个案子才被压了下去。由这起案子来看，蒋经国虽然仿佛一直去培养蒋孝武，但蒋孝武在识人断事上，表现的确是不如人意。
蒋孝武长得仪表堂堂，像模像样，不过他的几个跟班向他挺直腰杆以及鞠躬如仪的镜头却让人反胃至极。大人物的后代自小被人恭敬得成了习惯，识人也容易以鞠躬的弯度来作为标准，向他鞠躬弯度大的是好人，弯度小或不鞠躬的就是坏人，而实际上则是小人才鞠躬，有才有德的人是不干这一套的。大人物后代容易被小人包围，这似乎已是中国历史上的规律。
除了“华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