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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北伐，以张学良易帜并巩固了东北政权为最后的胜利标志，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凭着他的权谋，总算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大业”。
2．两只“火药桶”
1928年6月24日，蒋介石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说是“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
7月6日上午，蒋介石率众在北京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枢的大典。对于蒋介石玩的这一手，四个集团军的首领谁也不敢怠慢，因为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上午8点20分，以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祭典开始，一应仪式后，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蒋介石在祭文中强调“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明显是以统帅自居，俨然凌驾于各路集团军之上的“总总司令”了。祭文宣罢，开棺瞻仰中山先生遗容。棺盖一开，蒋介石当即扶棺大哭。冯玉祥上前相劝，不料他哭得反而更伤心了。参加祭典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就各怀鬼胎，见蒋介石如些造作，都觉可笑。有悄声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蒋介石耳朵尖，一闻此言，马上就不哭了。于是盖棺散会。
7月11日，蒋介石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钟麟、商震、吴稚晖等军政员在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在会上，蒋介石主张在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意在精兵简政，减少军费开支用于经济建设。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因其冠冕堂皇，冯玉祥和阎、李、白等都无法公开反对。但蒋介石的用心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无非是想借此“削藩”，壮大蒋家嫡系第一集团军的实力，削弱另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以便伺机各个击破。与会各都是在官场和战场上征讨杀伐久经历练的老手，因此，他们表面上同意蒋介石的主张，但心里都在各自打着如意算盘，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多争些地盘，多保存些实力，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其中尤其是冯玉祥和李宗仁，他们原则上不反对编遣，但又对地盘的分配感到不满，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调整。所以，当蒋介石提出编遣主张后，冯玉祥等都“积极发言”，乘机发泄不满。座中惟有阎锡山不说话，而且对蒋介石的意见唯唯诺诺，表现出十分恭顺的样子。这诚然是阎锡山多年养成的一贯作风先观风头，再做主张。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北伐后的地盘分配中已由山西发展势力到了冀、察。绥三省和京、津两市，感到十分满意。此外，他也看出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觉得与其参与反对，不如坐观成败，以收渔之利。这样，众意见未能统一，汤山之议遂告不了了之。
在编遣会开张前，国民党于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致《开会词》。他说：“回想自从民国13年1月1日至17年8月8日之今日，总理交付我们的军事时期才告一段落。不过从今天起，也就是从这第五次中央全会开会之日起，我们要继续为国民革命，开始去作训政时期的工作。”全会通过了《政治问题案》，提出“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即决定实行“五院制”，还通过《整理军事案》，规定：（一）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军队之组织，更必须十分完备，才能使全国军队成为真正之国军；逐渐实行征兵制，以收内安外攘之效；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有效收缩。（三）军事教育必须统一，为完成国军之基础。……各军各地方，不得自设军官学校及类似军官教育之学校。（四）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五）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设，均为重要。全会还决定：“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会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间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同时，蒋介石还发表了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这三个长期住在南京。这实际上是蒋介石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削藩”之举。以达削弱其在军队中的权势和影响之目的。
根据汤山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军队编遣的决定，在南京非正式的讨论过几次军队编遣问题，和其他军队整肃方面的问题。
在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编遣的几项标准，说什么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造；有作战功劳者编，无作战功劳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而他的第二集团军，这四项标准中应编的条件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只占少数。当下何应钦就向：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说：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军团里总应该占第一位吧。蒋介石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
在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到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了。主张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
以后又开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大家话不投机，离题越来越远几乎成了僵局。
阎锡山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南京。何应钦就来见阎，谈了关于编遣会议的方针，特别谈到冯玉祥所提的方案，最后何应钦表示：“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
何应钦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后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锡山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这个方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之后，阎锡山就搞了一个方案，五十个师不变，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成八个师，其他非正式的队伍编成六个到八个师，其余六个到八个师则由中央处理。阎锡山的这个方案事先写成了书面，交给了何应钦，转交给蒋介石处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等60余参加了会议。全体与会者在正式开会前先对着孙中山遗像宣誓：“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谨誓。”
在这个颇为隆重的编遣会议成立典礼上，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词，接着是蒋介石致答词，他说：“统一后军惟有编遣始能自救救国。否则拥兵自相残杀，徒取其辱而已……”
在会议上，蒋介石发布了《国民编遣委员会开会宣言》，明确规定了这次编遣的四项原则：一、不偏私，“国军裁留之标准，乃认为全国所有之军队为一整个不可分之单位，整个的国军之下，不认再有其他之单位；二、不欺饰，“务以公开与诚实为标准……不欺、不隐、不夸、不诬”；三、不假借，“为厉行精兵主义而裁兵，誓当一秉救国之本怀”；四、不中辍，“十七年来纷如乱丝之军事现象应使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丽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这个宣言是全体与会员宣誓誓辞的具体阐释，是深恐各路将领不释兵权而预先制订的一个“约法”。蒋介石在致答词时还假惺惺地表示：“这个编遣委员会是集合忠实军领袖与党的领袖成立的，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并不是像从前的把戏，专权集中在一个手中。”说的真是比唱的还好听！
成立典礼之后，连续开了一个月的编遣会议，具体商议编遣问题。
当时各集团军的数，李宗仁回忆说：“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