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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事而论，宋美龄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中积极争取美国援助等方面均有过大的贡献。
宋美龄受过正统的西方文化教育，思想比较开明、作风也比较民主，思维方式趋于西化，不拘泥古板，她有较强的事业心，热衷于妇女儿童事业和公益事业，因为她是基督徒，所以对宗教事务也颇关心。在成为蒋介石夫人之后，宋美龄的政治立场始终与蒋介石保持一致，从这一点上说，她也成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
作为蒋家王朝最高统治者和决策人之一的宋美龄，她的千秋功罪自有史家评说。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妇女，一位基督徒，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感的中国人，宋美龄也确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公众的事。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更做过大量有助于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好事。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宋美龄婚后“相夫”的日常生活，一向鲜有人知，今录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的一段回忆，以见点滴：
宋美龄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她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南道上都是轻步走过，我每次碰见，她总是面带微笑，平易近人，每每不觉得她突然出现，不觉得有骄矜盛气，和她谈话不觉得拘谨。她言谈委婉适度，声音从不放重，六年中我未见闻过她和蒋有过口角。她和别人谈话，总是只让对方可以听清楚就是，从不大声，颐指气使。
宋美龄经常随蒋出访各地，在外地他们所住房子一般总是三间，包括卧室、办公室、秘书室。宋美龄和蒋介石经常在一块儿吃饭，宋喜吃烤鸡、猪排，蒋则喜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烤肉、咸菜大黄鱼。宋美龄很讲究卫生，即使在庐山时也有人从山下捎去蒸溜水应用，1935年暑期在峨嵋山时，还以瓶装矿泉水犒赏侍从室高级职员。蒋宋夫妻间感情深厚，有时说些闲话也不避人。有一次我随他俩由镇海飞机场坐黑色特长轿车去溪口，在80分钟行程中，他们谈笑风声，宋美龄还和蒋打赌说：“谁先见到江口塔，谁就赢。”不一会儿蒋说：“哦，我先见到了。”宋接着说：“我老早就看见了”。不认输。在溪口时往往手拉手徒步于妙高台、相量岗之间，此地群峰环抱，曲径通幽，风景独美。他们在千丈岩欣赏胜景，蒋称宋为Darling，但我一直没听到过宋称蒋为什么，即使出门散步时，便衣警卫跟随很近，也没听到怎样呼唤（依煦外国习惯，远远喊人是不礼貌的）。
待从室人员对侍从室称“公馆”，对蒋介石称先生，对宋美龄称夫人，都不带姓，不带官衔。先生方面的内务副官是蒋孝镇，是他侄孙辈，（从中尉升到少校级）；夫人的内务副官叫斯绍凯，平时穿蓝色长衫，没有军衔。还有两个下手，客来送茶点。有中、西厨师各一人，不对外。有一个40多岁的健壮外国保姆料理房间、保管衣物以及诸如给小客厅换透明纱窗帘布等，但不做洗衣服之类的下手事。
宋也有私人秘书，所以她也有秘书室。女秘书的能力和学识素质都好，但外表都是其貌不扬的，这或许是做妻子特有的心理。1933年的女秘书叫钱用和，30多岁，嘴唇动过手术还看得出，后来调到中山门外贵族学校当校务主任，宋美龄常常去视察，关心备至。继任的忘其名，个子很小长得不顺眼；后来换了一个身体健壮、穿着时髦但一只眼睛有毛病的女秘书；随后又换成一个男秘书，叫吉兆鹏，广东人，40多岁，秃顶，带着妻子，是宋子文介绍的，专做与美国教会、华侨方面的通讯交流工作，包括宣传和捐赠、救济事宜。宋美龄的秘书主要是代她做些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宋氏三姐妹都热衷于这个工作，他们相互联系，经常碰面，共同商讨，感情非常融洽。1938年3月，宋美龄辞了航委会职务后，即去香港，三姐妹在一起，微服去一家豪华的饭店察看民情，看到那些富商、经理、贵妇、小姐们依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便设法动员这些人有钱出钱，为祖国抗战贡献力量。1940年，三姐妹在重庆时也是共同在做救济工作。蒋介石和宋美龄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菜肴是普通的，有些人出来后说吃不饱，这时当然有些感到拘束的原因，但与不丰盛有关。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新鲜所配的。
蒋介石在用度方面也较节省，若有部下请求济助，最多只批200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上好几家，问明价格，择合意的地方去买。但对教会方面较慷慨，每一个省、县若有耶稣教会，必邀集教友特别是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举行茶话会或聚餐，以联络感情。1933年底和 1934年初在浦城、延平，都住在教会房子里。
1933年4月，宋随蒋在江西抚州，住在抚州中学隔河的木结构三间小屋里。有一天深夜，忽闻枪声，由疏而密，间有机枪扫射，延续约两小时，宋闻声后不惊慌，即持自卫手枪准备抵抗，后查明为外来部队过境，事先未联系好而发生误会。以后侍从室文职官员每人发给手枪。
宋美龄处事仔细，也注意小节。有一次，外收发送一封从美国寄给她的信，见信封上一张邮票被扯去，她立即查询，经外收发胡某承认为集邮而犯下错误，送上原物，也就未予处罚。他俩的私人信件，都经各自的侍从秘书（又称随从秘书）拆阅送呈，一般批件也由侍从秘书加封，若密件、急件均另打记号加火漆印，外收发有所疏忽立即能查出。
宋对蒋的公务之外所谓“家务”内助也很悉心，处理得体。如1933年、1934年间公务繁忙，人少事多，侍从人员常由漏夜工作至天明。办公室离蒋送住处很近，宋往往亲自做糕点派人送给电务员谢耿民、邵恩手、孙德庆等人当半夜餐；对少数侍从人员，在年终时各送一套长袍马褂以资笼络。如我因事忙不易分身，中午回去吃饭多不方便，经王世和提了报告，宋就叫她的中国厨师每天中午多开一客，每次都是两菜一汤，很可口。当时我从早到晚都在“公馆”里，随时能遇上宋美龄，她总是微微点头微笑有礼，毫无做作。她作为第一夫人，许多内外事情都得兼顾，所以每日作息时间安排有序，不浪费分秒。她有许多外国寄来的刊物，每日必看书报。对文学、音乐造诣较深，对美国历史及世界名人传记都注意研究。她的中文也相当好，毛笔字体颇似蒋介石，但较秀柔。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广东话，也讲普通话。
宋美龄对蒋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午休时间均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片子皆是小提琴独奏曲，都由宋美龄亲自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门外，直至开门时才停止放片。宋美龄不在时，蒋也有这个习惯。宋对基督教的几个节日非常重视，按西方风俗过圣诞节，即使是在军务前线时也不忘节。1933年12月，蒋和家及侍卫人同机飞往福建浦城前线，我在随后一架波音发动机塞可斯基水陆两用机上，还搭乘有德国警卫顾问斯太乃司、电务员三人、宋美龄的女秘书一人、厨师二人，带有为宋美龄烤好的一只火鸡。不料一小时后，我坐的这架飞机一个发动机失灵，迫降在景德镇20里外的小河上。那正是圣诞节前夕，又因为有两个外国人（另一个是美籍飞行师斯密司），厨师不得已只好将那只原是宋美龄用来过节的火鸡拿出来大家吃了。以后我们赶到蒲城，因为文件由我携带着，蒋一整天办不了公，宋美龄要我以后都同机出发。
蒋的私人飞机里有一睡榻，因宋美龄有晕机病，在飞机上总横卧在睡榻上，但一下飞机改乘汽车就没事了。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总想把自已的小家庭安排得宽敞舒适，宋美龄也不例外，而是更讲条件。除了出去在外地临时住上三间平房或楼房将就一下外，她自然想要一个永久性的象样的公馆。
宋美龄有幢陪嫁房子，在上海贾尔业爱路，正房约四开间，纵深颇长，楼下有一个大容厅，四十人不挤，也可放电影。这幢房子本是外国人的花园洋房，是宋家买过来的，在上海并不算是最好的，是法租界住宅区里靠马路的两层楼洋房，小抽木条拼嵌的地板。向西延伸一排二层楼十多间下房，花园面积大于建筑面积三倍，有小溪行贯过草坪，溪阔3米，东侧安放小石块，可徒步跳跃而过。灌木丛中，间以假山，取自然园林式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