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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母亲，试探一下再作道理。
蒋介石知道，这个时辰，母亲一定在经堂里念经呢。他径直来到经堂，见母亲果然正在那里诵经，夫人毛氏带着儿子也随侍在一旁。
“阿妈，不孝儿瑞元回来看你了。”蒋介石硬着头皮走上前去打招呼。
毛福梅眼看着丈夫大步走进经堂，心里一阵酸楚，几乎就要落下泪来。见婆婆没有理睬蒋介石，毛氏又生怕节外生枝，慌忙咽下一口酸水，牵起经国的手迎上去：“你回来了？”又低头对儿子说：“经儿，这是你阿爸，叫啊，叫阿爸！”
蒋介石不自然地笑了一下，点点头，伸手想把儿子抱起来。不料孩子认生，抽身一躲，直往王采玉身边扑了过去。
蒋介石失望地直起腰来，垂手而立，再一次恭恭敬敬地同母亲打招呼：“阿妈，这次我回来，带了怡诚来行礼，她等在外面呢。”
“什么怡诚？怡诚是谁？站在外面，莫非等人抬了大轿去接？”
蒋母的话，乍听起来火药味十足，可是蒋介石听了却如闻纶音，乐得差点儿蹦起来。他是何等聪明，怎么会听不出弦外之音来呢？“莫非等人抬了大轿去接”，言外之意就等于说“来了什么还不进来？”这就意味着：母亲尽管对自己私自纳妾的事感到不悦，但她毕竟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蒋介石按捺住喜悦的心情，又向发妻毛氏投去了含义复杂的一瞥。进门之前，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受母亲的责骂，面对地毛氏的哭闹。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并没有责骂，虽然老人家的态度是明显的不悦，甚至冰冷如霜，但毕竟还是接受了现实，而且，毛氏也没有像传统的元配夫人那样，对自己的丈夫在外纳妾表示激烈的反对。母亲和毛氏的态度，使蒋介石大感诧异之外，不禁暗自感到深深的愧疚，因此，他投向毛氏的一瞥，就饱含着歉疚。感激和赞许。
毛氏没有理会蒋介石那寓意复杂的眼光，她默默转过身去，走向婆母和儿子。
蒋介石情知此处不可久留，疾转身，奔到报本堂，把姚怡诚领了过来。
姚怡诚是在大上海的风月场中混过饭吃的，对于蒋介石现在的处境和苦衷颇能理解。何况蒋姚结合，责任也不全在蒋介石一方，她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基于这种原因，她也觉得有愧于蒋母和毛氏。于是，她调整好情绪，来到了经堂门口，用着温婉亲切又怯生生的口吻喊了一声：“阿妈”，然后款款走到端坐不动的蒋母面前，春风微敛、玉柳弯腰，轻轻跪在蒋母膝前：“阿妈，孩儿姚怡诚，给您请安了！”
这一下，王采玉再也绷不住劲了，她面色一宽，笑靥顿展，急忙伸手把姚怡诚搀了起来。再定睛细看，只见这小妇人春风桃面，乖巧伶珑，老太太顿时对她产生了好印象，正待开口说点什么，只见姚怡诚已转身子，面对毛福梅深深一躬：“你就是阿姐吧？小妹向你陪罪了！”说着又要跪下去。毛氏为人敦厚，从来笃信“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古训，如今见婆母的脸色由阴转晴，明摆着是接受了姚氏，知道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于是她慌忙拦住了盈盈欲拜的姚怡诚：“小妹，别这样多礼，进了蒋家门，就是一家人了嘛！”
站在一旁的蒋介石见此情状，暗暗地出了一口长气。围在蒋家门外的众乡邻原以为今天会有一场“好戏”看的，没想到蒋母慈祥、毛氏大度，化解了一场风波。众乡邻失望之余，齐声礼赞毛福梅的贤淑识体，从此，毛福梅落了个“雅量夫人”的美名。
蒋介石闯过了家事风波这一关，把姚怡诚带回了丰镐房，陪她在溪口闲居半年之久。这一段日子，是蒋姚之间感情最为融洽的时期。姚氏对蒋母十分孝敬，对毛氏极为尊重，对蒋经国也视如己出，爱抚备至，一家人和睦相处，十分美满。这一时期，姚怡诚与蒋介石鱼水欢爱，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4．葬母出妻追求“完美无缺的婚姻”
在溪口闲居，是因为刺杀陶成章的事情还没有过去，蒋介石一方面侍奉老母、陪姚怡诚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一方面竖起耳朵打听外面的局势，随时准备复出他不是一个甘于无所事事的人。
1913年6月，“杀陶”事件已经无人提起，避祸闲居的蒋介石又一次来到上海，安顿了姚怡诚之后，他就来到陈其美麾下，参加了“二次革命”。短暂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再次逃亡到了日本。
1914年夏，蒋介石奉召返回上海，参与讨袁的军事行动，不幸事败，蒋介石被袁世凯通缉。此一期间，他还经常到姚怡诚的住处与姚幽会。后来，通缉蒋介石的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再一次东渡日本避祸。
几年时间内，蒋介石奔走革命，到处躲藏，往来于上海、杭州、溪口、日本等地。这一时期，他很少顾及妻儿老小，也就更无暇照顾蜇居上海的姚怡诚了。姚怡诚与毛福梅不同。毛氏自从与蒋介石结婚的头一天开始，即已习惯于丈夫不在身边的生活，在蒋母的影响下，毛氏也笃信佛事，整天陪婆母诵经上香，打发孤独寂寞的岁月，久而久之，也不觉怎样了，后来又有了经国，婆媳俩每天侍弄孩子，念经拜佛，即使蒋介石不在家里，她们也并不感到寂寞了。而姚怡诚则不同了，她一个人住在上海，经常是一年半载都得不到蒋介石的一点音信，还要一天到晚为蒋介石的安危担心。这样的生活环境，当然使她备感孤独无聊、烦恼苦闷，为了打发日子，她染上了赌博恶习，整天到邻居家里打牌，有时通宵达旦。
姚氏闲居，没有收入，靠蒋介石养着她。但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是忙于革命，以他的收入，根本不可能养活姚恰诚。那么，蒋姚二人靠什么生活呢？
原来，蒋介石在上海结识了张静江，张家是浙江湖州南行镇的豪富之家，资产雄厚，张静江本人也十分豪爽，因此，蒋介石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和个人开销，都靠张静江的资助。为了报答张静江，蒋介石命姚怡诚拜张静江为过房爷，从此，蒋姚二人在上海的开支用度就都包在了张静江的身上，据说这笔钱曾达10万之巨，但张静江当了姚怡诚的过房爷，这笔钱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1916年，蒋介石随张静江等人在交易所做投机股票的生意，得以同姚怡诚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发现姚怡诚染上赌博恶习，他屡屡出言劝止，但姚怡诚已经养成打牌度日的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掉？这就酿至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痕。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对姚怡诚的嗜赌恶习的种种不满：
“1919年10月18日：
冶诚赌博不休，恶甚、恼甚。
1920年1月1日：
早上起床时，瞟见楼下电灯尚明。甚恨怡诚不知家法，痛骂一场。娶妻之为害实不胜言。
1920年5月16日：
近日以怡诚嗜赌而不待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
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虽然在孙中山组建军政府后，他曾因上书言兵而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被召至广州委以军职，但蒋介石心高气傲，约束部队极严，因此每每与地方势力发生磨擦，经常是干着干着就辞职返回上海。回到上海赋闲，又因为无所作为而心生“怀才不遇”之感，心情非常苦闷。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他对姚怡诚的赌博恶习“恶甚、恼甚”了。
1919年秋，蒋介石到日本去了一趟，返回时，他带回来一个3岁多的小孩，说是自己的儿子。蒋介石为这个儿子取名为蒋纬国，谱名建镐。这样的名字，与他的长子经国相配，正好是一“经”一“纬” 一“丰”一“镐”
关于蒋纬国身世的问题，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政治圈内流传：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悬赏缉捕“乱党”，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日本避祸，在日本3年期间，蒋介石和戴传贤共租一屋居住，房东为他们介绍一位下女，三年共处下来，多出两个小壮丁。长的归戴传贤所有，就是戴安国，小的属蒋介石，就蒋纬国。第二，传说蒋纬国就是蒋介石的儿子，是蒋介石与一日本女士同居所生的。除生了蒋纬国之外，还生了戴安国。后来，戴安国过继给戴氏元配钮有恒抚养。所以，蒋纬国、戴安国都是蒋介石的儿子。第三、根据《蒋纬国报到卜书中所说，蒋纬国和戴安国都是戴传贤所生，戴怕老婆，不敢将纬国带回，故交给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