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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对立面和政敌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也趁机兴风作浪，妄图挤垮军统，致戴笠于死地。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会，大会开了近20天，国民党的权力机构代表、270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正在激烈辩论国民党从抗战转入战后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会议期间，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并质问为什么《双十协定》、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三大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这一口号的质问得到大多数人出于不同目的赞成，这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其实，这是很多人对蒋介石特务统治的不满。因为这27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恐惧、仇恨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有的如孔祥熙、陈诚等军政大员，尽管拥护蒋介石，但却极端仇视军统。至于其它与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陈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一些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士，更以军统特务为不耻。所以，几乎全体中执、监委们，此时分外团结，一致倒戴，其阵线之统一，前所未有。
更耐人寻味的是，特务统治的始作诵集大成和保护者蒋介石居然并不反对，甚至也持赞成态度。
其实，这不奇怪。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肃奸接收，想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蒋介石的抵制。针对他扩张权力的势头，蒋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组由蒋介石领导，加上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共5人组成。宣铁吾是戴笠的死对头，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早就负责监视戴的使命。钱大钧是蒋的亲信，胡宗南虽与戴为密友，但蒋正为了分化戴与胡，才让胡宗南参加，以示信任，让胡汇报戴的行动。胡衡量他与戴与蒋之关系利害，自然会投蒋取信。
5人小组的成立，是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控制和削弱戴笠，并对他全面监视，准备彻底解决对自己的威胁。
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正好顺应形势，准备干脆“一锅端”。在会议中，马上亲自下手令，在原来监视戴笠的5人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成员皆为特工、谍参、警界等机构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彻底拿出对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军统的方案。8人小组虽然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组的另外7个人却排斥了戴笠，另外秘密提前搞成了一个“一锅端”的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上发难。
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亲自数次电谕在平、津一带滞留的戴笠赶回重庆，参加准备向他发难的8人小组会议。
而且，这几次会议传来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使戴笠寝食不安。戴笠权力很大，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是那种气势戴笠还是感到了。
1946年2月，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为唐出任警察总署署长作了准备。唐纵不仅从职务上超过戴笠，而蒋介石的真目的是想把由军统控制的警察权分而治之。
蒋介石指定的对付戴笠的8人小组就有唐纵，其他人分别是宣铁吾、陈悼、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郑介民和戴笠。
这8人中宣铁吾、陈悼、黄珍吾分别是上海、北平市警察局长和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这四人代表了蒋介石的意图，就是特工警察化。宣。李等人均与戴笠有矛盾。叶秀峰是中统局长，中统一向与军统势如水火。郑介民、唐纵虽然属于军统，但是被蒋介石笼络，两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向军政界发展。
1946年3月初，蒋介石再次给戴笠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8人小组会议。这期间，宣、黄、李等人已开始策划如何把军统彻底搞垮。毛人风等已获得这些人的捣鬼计划，在蒋介石通过军统发给戴笠的电谕纸背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土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的警告。
戴笠见到蒋的电谕和毛人凤的警告后，十分气愤。但戴也明白，宣、李、黄三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蒋在利用他们整掉自己。戴笠遂回复了一封有愤激之词的电报，但毛人风以为用词不妥，压下未回复，来电请示修改。但戴尚未收到，已经飞机失事了。
戴笠明白，与蒋对着干不是上策，开始考虑“以进为退”，始有出国避风的打算。
就在蒋、戴之间斗法的关键时刻，一场事故使戴笠突然死亡，蒋、戴之间的矛盾自然化解，云消雾散了。
戴笠的死使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戴笠的死实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时他在北平正在处理有关肃奸事宜。这时，蒋介石已知悉美国人建议、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但蒋介石没有答应，对海军进行改组，撤换海军领导人，任命陈诚兼海军署长。戴笠仍不死心，邀请柯克到北平，作最后努力。
偶然中，戴笠在提审日本间谍、汉奸金壁辉时，知悉军统布置处负责人马汉三曾叛变投日，还从金壁辉处搜去了一柄乾隆龙泉宝剑。当时这把剑是孙殿英赠给戴笠转交蒋介石的，戴当时交马汉三保管。马汉三叛变时，剑又为日本特务田中所得，田中将此剑又交金壁辉保管。
马汉三叛变后，因献剑免去一死，被释放。以后侥幸过关，仍在军统工作，爬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马汉三知道以戴笠的精明，早晚会东窗事发，所以一直预谋逃亡国外。
戴笠在发现马汉三匿剑、投敌之事后，又发现他还有贪污的劣迹，非常气愤。但戴当时焦头烂额，要应付蒋介石的“端锅”方案，又要赴青岛再次与柯克会晤，还要赶往上海与胡蝶办理结婚事宜，最后还要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8人小组会议，实在无暇分身。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缓兵之机，待机再处理马汉三的问题。
戴笠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先索回了宝剑，又散风要重用马汉三。但马汉三已看出戴笠在放烟幕弹，马汉三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军统纪律，他自己的下场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刘玉珠密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他知道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笠计划在戴笠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戴笠在离开北平前，已经充分预料“一锅端”方案给他将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在1946年3月10日于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记念周，在讲话时说了一番深有含意的话：“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作为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从戴笠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已做好应付“端锅”的准备，并也做好引退的准备。
3月12日，戴笠约见郑介民（当时在北平执行军调处负责），把军统家底和善后工作作了交待。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处理军统特务贪污等案件。同时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商谈有关军统在东北地区工作配合问题。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又于当日到达青岛。
3月17日，戴笠决定 11时起飞，赴上海与柯克会面。
此时刘玉珠已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借口登机检查“安全”，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上午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飞南京。
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戴山。机上人员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难。
3月18日，蒋介石获悉戴笠失踪，非常恐惧与紧张，马上令各有关单位寻找。
3月19日清晨，戴笠失事被证实。军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