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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缺口，用手电看见有人，便以为是汪精卫，连开三枪。这时河内警方警车来到，唐英杰携王鲁翘越墙逃跑，而陈、余二人因无法翻墙，被河内警方捕获。
陈恭澎等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兴奋异常。谁知天亮后探听得知死者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呜。
原来上午行动组追踪汪精卫的汽车，一场虚惊，曾仲鸣前来探询情况，当夜便留宿于大间室内。其实如果不是曾仲鸣来访，行动组发现大间无人，必然会到小间搜寻，汪精卫仍不免一死。所以说，巧合之中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暗杀事件之后，一时哗然。河内当局立即调派大批警察日夜保护汪精卫的寓所。
陈恭澎等已知道再也不能有机会行刺汪精卫了，只好向戴笠发电告知，并派王鲁翘急赴香港当面向戴笠汇报行动全部过程。
戴笠在了解了全部细节之后，也感到再不可能天赐良机。他只好下令撤回河内行动组，香港指挥中心也撤回国内。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是戴笠以往暗杀行动中最费心血的一次，其竭尽全力、耗尽脑汁的程度简直是空前。而且耗费精力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几乎日夜坚守香港调度指挥，连春节也未归与家人团聚。因为这次行动，不仅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一件任务，而且戴笠早就明白，如果让汪精卫活下来出逃，肯定要投敌组织伪政府，其政治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事实证明了戴笠的预计。就在汪精卫被刺后，日本马上作出反映，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制订营救汪精卫的计划，并专派轮船，在越南当局配合下，将汪精卫接到上海。
多年以后，戴笠一想起这次失败便极度伤心，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1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了。”
刺汪行动失败，蒋介石未如愿以尝，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则认为行动人员如王鲁翘等是英勇的值得表扬，而具体负责人因贻误战机是有责任的，如余乐醒被撤职，下放到军统炼油厂挂职。陈恭澎则一直闲置听候处理。对有功人员如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则后来援手推荐他为驻埃及公使。
戴笠是一个记耻的人，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继续筹划刺杀汪精卫。就在刺汪失败后，他立即派王鲁翘潜往上海，继续跟踪行刺汪精卫。但事泄被捕，以后坐了六年监狱，五十年代后任台北市警察局长，1947年死于车祸。
在河内损失两员干将（一直被殖民当局关押）、在上海损失王鲁翘之后，戴笠愈加愤怒。他从此始终把暗杀汪精卫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不惜以极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投进去，使自己能在蒋介石面前失去面子找回来。
1939年5月，戴笠派军统特务戴星炳伪装投靠汪精卫，密谋行刺。但一因戴星炳地位不高，无法与汪精卫接近；二因汪精卫河内遇刺以后，警惕性极高，也无法下手。戴笠却决心不惜代价，增派最受戴笠器重、凶悍无比的老资格特务、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领10名行动员到上海，配合戴星炳密谋继续暗杀汪精卫。
因戴星炳事机不密，被江伯特工逮捕，后被处决。戴笠闻讯继续电令吴赓恕继续寻找机会刺汪。吴在临来上海前，曾向戴笠发誓，不杀汪精卫决不回重庆。因而吴积极活动，找到一位在伪政府任职的老同学预谋用炸弹暗杀汪精卫。不料此人向江精卫告密，致使吴赓恕被捕惨遭杀害。
吴赓恕之死使戴笠极为伤心，也更加愤怒。他不甘失败，再一次布置新的行动。这次他起用了河内刺汪行动失败而闲置的陈恭澎，接任上海区区长，统筹加强暗杀汪精卫行动的领导力量。并成立北极冰箱公司，做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站，由军统行动人员陈三才担任指挥，配备穿甲枪，计划阻击汪精卫的汽车。但由于内部人员出卖，陈三才被捕，密点被搜查，所有材料、枪弹均被查抄。这次行动计划时间长，也极机密，戴笠本来寄予极大的希望。但仍然付之东流。
但是戴笠百折不挠，仍然绞尽脑汁、不达目的不罢休。他总结多次经验，认为刺汪行动要长期准备，却经常在过程中出问题而导致失败。他决定简化步骤，减少在长期计划、筹备过程中暴露的风险。经过考虑，他决定采用侠客行刺的办法，不用枪械之类，只凭拳脚功夫致汪于死地。
经过物色，找到一名大力士黄逸光，曾徒手打死过老虎，抗战前曾任童子军徒步旅行团团长，在南京受到过汪精卫的接见。黄逸光愿意以民族大义为重，舍身除奸。黄逸光到南京后，拿着当年与汪精卫合影的照片求见。但汪精卫很狡猾，在接见之前，先派特务搜查黄逸光的住房，搜出小型电台、密码本等物，于是黄逸光亦被捕，立即被枪决。汪精卫在批示枪决黄逸光后，也批示枪决了上次刺江被捕的军统行动员陈三才。
蒋介石在此期间一直关注着军统局的刺汪行动，对戴笠组织暗杀行动，每每失败而深感失望。戴笠也运筹无措，因为在1939年至1940年的近一年时间内，戴笠在河内失败以后，连续五次组织刺江行动，不光投人极大精力与财力，而且连损干将，未获寸功。戴笠承认这是他们遇到的最难对付的老狐狸，他不得不暂时放置，开始策动高崇武、陶希圣脱离江伪集团，获得成功。使蒋介石稍感满意，对协助有功的杜月笙发给奖金法币20万元，发给军统局有关人员奖金港币五千元。
刺汪虽然失败，戴笠却并没有停止对其它汉奸的追杀。在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人员，共暗杀了数百名汉奸（包括投降 日伪的军统特务）。对整体暗杀活动来说，除刺汪一案，蒋介石总体上还是很满意的。相比较而言，蒋介石对中统除奸活动不得力是不太满意的。
当然，在暗杀汉奸的同时，戴笠奉蒋之命，也不忘反共任务，绑架、逮捕、破坏、暗杀过中共地下党员。
但总的来说，蒋介石、戴笠的除奸活动应该说是抗日行动，而汉奸被严惩，也是罪有应得的。
5．戴笠之死
1942年，蒋介石发现戴笠势力大为膨胀，这是他参加军统局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时感觉到的。
戴笠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实力，蒋介石虽然很满意，但是蒋介石同时也感觉到，戴笠的军统组织发展得太快，势力也越来越大。军统远远超过中统，军统的力量已由原来的纯粹特工组织渗透进军事、党务、政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警察、交通、财政、税务、外交、邮检、水路航运等各个要害部门，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交通警察部队，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由军统掌握的武装有几十万人，而且大都是美械装备。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其调动灵活迅速，火力装备之强，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戴笠在国民党中上下左右关系无所不至，还要问鼎海军，连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也由戴笠控制。这已引起了蒋介石的戒备和警惕。
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部下和他的系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一生最重视特工和军事，也最怕这些部门的人权重震主。
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其次是军事和财政，但后者他还能轮流交给别人掌管。但对于特工，他从来不交给别人，从不让给别人过问，只能自己去掌握。由此可见他对特工的控制。
蒋介石对特工重视，视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办法控制，以免出问题。
一是灌输忠诚思想。他后来极力学习德、意特工组织的经验，加强法西斯教育，使特务们对他产生崇拜心理，极尽忠诚。1933年，蒋介石派复兴社军统头目都梯、唐纵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学习希特勒的组织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让特务们学习仿效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驾驭特务。但德国特务组织头目如希姆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