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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而赫尔利认为这五点协议是对蒋介石更有利的让共产党参加政府，就可以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以获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赫尔利说，他与毛泽东共同签字的五条协议案“是共产党签定协议，将他们武装部队控制权交给国民党政府的唯一文件。”
但是，蒋介石对赫尔利从延安带回来的五点建议十分恼火，甚至称赫尔利为“大傻瓜”。蒋介石提出三点反建议，重弹老调，要求共产党必须“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把军队交给他指挥。蒋介石给予中共的只是象征性的政治代表权。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则只字不提，对中共提出的最起码的民主措施都不予以考虑。只想在谈判桌上向中共施加压力，以“军事统一”为借口，达到“整编”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目的。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在既未通知中国又未曾事先与中国商议的情况下，擅自以中国的领土主权（即外蒙古）与苏联做交易，秘密签定了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蒋介石提出：不管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他决定于 1945年门份召开国民大会，暴露了蒋介石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反动政策的丑恶嘴脸。
1945年4月 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及其革命根据地是旧时的军阀割据，并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在抗日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情况下就已经定了下来，这就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加深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指出：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中，国民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装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宣布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在这个大会上通过“宪法”。事实上，国民大会的代表，是早在抗战前由蒋介石包办选举和圈定的；要制定的宪法，依然是以1936年5月5日由国民党公布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五五宪法”为依据。
蒋介石为遮掩其独裁、内战的政策，他向大会提出：3个月把军队和学校中的国民党部及三青团部一律撤销、6个月内把各省、市的临时参议会变成正式民意机关，以上党、团、参议会等机关统统移归结国民政府。但国民政府仍是毫无变化的国民政府，这种移归岂不是毫无意义。
大会围绕着抗日和民主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国民党民主派的许多人向大会提出质询。国民党中委王昆仑提出：
为什么大会“对于怎样打败日本没有什么讨论”，“到底有没有抗战的决心？”冯玉祥，屈武等人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主张在召开国民大会前先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与活动，反对以武力消灭中共”。蒋介石竟对王昆仑等人破口大骂，蒋介石顽固派的代表在会场上竟对民主派的代表大叫：“拉出去，枪决他！”
5月14日，蒋介石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说：“党内许多同志常夸大中共力量，……不知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消灭之！”在18日的大会上，他又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根据蒋介石决心反共的精神，大会作出了两套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一个是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其中写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另一个是对内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其中明确提出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要求国民党全党“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以加强反共，准备内战。
到了选举中央委员时，一些人为了“竞选”，而大吵大闹，会场秩序大乱，蒋介石不得不亲临“训话”。到投票时，一些代表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操纵不满，有的在选票上写诗骂道：“蒋家天下陈家党”；有的在选票上写“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国民党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互相攻击，搞得大会乌烟瘴气，所以蒋介石5月7日在纪念周上哀叹：“本党今后若不好好精诚团结，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在选举国民党总裁时人CC派分子极力鼓噪，要把蒋介石选为终身总裁。总裁当然是非蒋莫属，但由于多数代表反对，蒋介石终未当上终身总裁。
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路线。就在这次大会闭幕后的两天，即5月23日，蒋介石就命令上官云相，指挥第三战区1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苏浙区进犯，妄图消灭该区的新四军。新四军奋起反击，经五昼夜激战，终将其击退。7月15日，胡宗南部调集了9个师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南线，21日突然向淳化、耀县爷台山的一带进攻。八路军为避免内战，主动撤出阵地，爷台山遂被国民党军占领。
抗战尚未胜利，蒋介石已经开始进行内战了
1．党务特务中统
中国以往的封建时代，不少皇帝特别重视特务机构的作用，例如武则天的重用来俊臣之流、明代令人谈虎色变的厂卫、清朝雍正皇帝的“粘杆处”等等，史不绝书。袁世凯也有自己的特务组织，一时杀人如麻、屡兴大案。到了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排斥异己，更是注意不断建立并强化庞大的特务组织，诸如复兴社、蓝衣社、中统、军统等等，和他的统治相辅一生，起到了其它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蒋介石在年轻时就已经干过特务暗杀工作，因为他在上海人过青红帮，于绑票暗杀之类多有心得。当时震惊朝野的暗杀陶成章一案，就是蒋介石的亲手杰作。后来蒋介石主政黄埔军校期间，一直在有意培植特务打小报告，特别是在黄埔学生中，广为发展特务网。例如，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唐纵，在黄埔六期学习期间，就经常秘密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不仅同学中的他认为有问题的言行或对蒋介石有不满的议论，他要向蒋介石汇报，就连教官中他以为有问题的言行，也要向蒋介石汇报。特别是共产党员学生和国民党员左派学生，更是他格外监视的对象。唐纵的告密行为很秘密，很多人没有发现。因此有不少共产党员学生受到他的暗害，他因此也受到蒋介石的喜欢和信任，这使他以后得以飞黄腾达。唐纵何以这样做，就因为他看透了蒋介石的心理。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由此可见蒋介石在还没有完全取得和掌握政权时，就已经非常注意特务工作和培养特务骨干了。
蒋介石很早就注意建立特务组织，而且他委任特务头目，从来都是交给最亲信的人把持。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和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的机要秘书，从此一直参预机密。蒋介石总司令部有个机要科，则完全是做特务工作的。“四·一二”事变后，机要科划归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专以特务活动为任务的调查科，陈立夫即出任调查科首任科长。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组织部也有党务调查科，其任务只不过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档案资料，间或做一做一般性的社会政治调查，谈不上搞什么特务活动。所以蒋介石认为这个组织起不到什么作用。“清共”之后，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担任了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担任了调查科长，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蒋介石规定调查科的任务，是调查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和搜集共产党及其它异己组织的情报。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查科尤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清共”浪潮下，国民党的“清共”整党组织和军警机关一时手足无措，是调查科积极配合提供共产党组织状况及党员的情报和名册，致使大批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捕遇难。在这方面调查科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据新中国建国后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