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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鸣被卫士击中要害，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南京当局为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动的线索，每小时给孙注射强心针10次左右。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体、内政部长陶履谦等都亲自守在病榻前，追究孙凤鸣受谁指使。孙凤鸣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迸发出最后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做亡国奴了。”孙凤鸣没有辜负战友们的重托，没有给战友们带来耻辱，他没有给敌人留下一句需要的供词，第二天清晨平静地死去了。
孙凤鸣刺蒋、汪壮举被公之于世后，大大伸张了正义，振奋了人心，对推进抗日救国的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国民党立法委员娄桐苏，在法官讲习所称孙凤鸣是当代民族英雄。1939年元旦时，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拜会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可是，“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孙凤鸣目的在于刺蒋介石，蒋介石因何故未出现场呢？事后据军统方面透露，蒋介石未出现场摄影，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多疑诡诈的本性。这次大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陈济棠等各路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随从二名，蒋介石自忖这些人中，不能保证没有异动者，因此决定不出场摄影。当时各中委已列队等候摄影，汪精卫久候蒋不至，即去会议厅休息室促蒋下楼，蒋介石对汪精卫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仁立很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场，孙凤鸣在行刺前已服鸦片烟泡，在一定时间内毒性即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孙凤鸣才临时决定刺汪的。汪精卫是替代蒋介石被刺，而蒋介石却幸免。
12月7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人。由于汪精卫被刺负伤辞职，出国治疗，蒋介石继任汪的行政院长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但当时已被蒋排挤出国），至此，蒋介石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领袖”。
日寇的步步紧逼，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日爱国运动，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悍然施以镇压，百余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与市民共同举行集会，反对汉奸政权的成立。国民党政府又一次进行镇压，打伤爱国学生和市民400余人，逮捕20余人。
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声称不抗日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一方面却集结大军33万人，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截红军。同时，他又命张学良火速从南京赶回西安，指挥东北军继续“围剿”陕北的红军。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陕一带打红军的阴谋是旨在使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损失，以达到其消灭异己的目的；指出东北军只有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3月初，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此前的1935年11月，毛泽东曾派汪锋为代表，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面见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申明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及准备联合抗日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则、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联合抗日。至此，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
5月5日，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主动将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的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以西并同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表示愿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议和停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估计了今后形势的发展，颇具远见地在这个通电中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国民党“立停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准备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周恩来致电陈立夫、陈果夫，陈述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此后，毛泽东又致函宋庆龄，请她施加影响，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宋庆龄女士当时虽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她一向与蒋介石及其集团径渭分明，并正式发表过声明，不参与国民党的工作。这个声明，是蒋背叛革命之后、奉安孙中山时发表的。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当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孙中山的遗体一直居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中，没有安葬。国民党基本建立了全国统治后，举行安葬是合乎情理的。蒋介石为了树立个人的威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当时，南京政府为修中山陵特拨专款50万元，但修陵的实际费用，至少要花1000万元之巨款！为了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从陵地的选择到工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陵幕边在紫金山之阳，依山造陵，气势恢宏，工程浩大，奉安大殿的设计庄重雄伟。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刻民权，标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陵区周围原来就是一片风景区，在造陵时又着力修茸美化，就更加显得壮观。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安葬日，先曾决定在1929年1月1日，但由于蒋介石硬要拼凑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误期，于是改定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四周年时举行。但又因蒋桂战起一再延误。5月间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才最后决定6月1日为安葬日。
5月10日，由南京开出迎梓专列，21日到达北平。北平的移灵仪式一共搞了4天。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25日午夜，灵枢在三十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前门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鸣一百零一响。到5月26日下午三时十五分才将灵枢运上专列。四时三十五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蒋介石的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灵车抵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枢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又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葬之日，奉安大典从午夜二时即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二十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树、青白布铺地。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送往中山陵。上午十时十五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