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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因为敌人之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
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鼎、蔡延谐、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后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日：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抵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其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
2月23日，蒋介石再一次电勉淞沪抗敌各壮士。电文说：
日军倾力进犯，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山河，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取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争，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历，奋斗到底。”
25日，又致电蒋光鼎谈及部队部署。电文说：
“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撅，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上海抗战一开始，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曾经狂妄地宣称：四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然而，在十九路军官兵的奋勇抵抗和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援下，日军的进攻连续受挫，遭到重大伤亡，非但没能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反而因初战惨败，盐泽被撤了职。
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浴血抗击日寇，蒋、汪合流的国民政府却在准备着迁都洛阳，临阵逃跑了。
l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其悲观的态度和逃跑主义嘴脸自曝无遗。可见他早有妥协之意，而无抗日之心。
“…·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到蔡廷谐，说张静江有要事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晤。蔡廷谐到杜家后，张静江对他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昆，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谐当即对张静江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月笙和史良才见势不妙急忙从中缓和，这次晤谈遂告不欢而散。很显然，张静江的此举肯定是蒋介石所授意的。若非奉蒋之命，张静江多半不会出此下策。据说，当“…·二八”抗战爆发时，张静江正在吃饭，他当即投箸而起，发誓从此戒腥茹素，以视对日寇的厌恶。以他的态度，是不可能主动劝退的。
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即27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任参谋总长）给蔡廷谐连发了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蒋介石还密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后经蔡廷谐严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战事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授沪。黄慕松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全国各地不少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与此同时，何应钦奉蒋介石的旨意，同日寇进行和谈。2月10日，陈铭枢给蒋光鼎的电文说：“介公召何、罗（文干）两部长在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13日夜，何应钦也致电蒋光鼎、蔡廷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在一片妥协、和谈的鼓噪声中，陈仪、王俊到沪向日乞和，由于日寇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至18日下午，和谈破裂。此前，第五军已于15日奉军政部令开拔，宋希溓的部队在14日已进入阵地。到了3月3日，日寇向国联宣布停止战争行动，蒋介石在英、美策划下，即派郭泰棋（当时外交部次长）、黄强（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为代表进行和谈。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7日，蒋介石发表了《淞沪停战告各将领电》，说：
“淞沪停战撤兵协定已于歌（5日）日签字，全文业已公布。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至于日军撤退，由共同委员会负责监视，对于违背协定随时可以提出制裁。自昨日起，日军已依照协定开始撤退，我方开始接收地方矣。
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停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所谓交涉，实为妥协的代名词。
1932年下半年，热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在7月8日、8月8日、8月9日和8月17日，连续致电给张学良，“从速驰援热河”、“进兵热河”、“悉心考虑进退大节”并“注意日军行动”。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发起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得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形势一紧张，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开始调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只有求援于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他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兼委员长），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的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中由于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而致使阎、冯失败，所以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1933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蒋介石义四次复电、致电张学良，指出“集中（热河）计划，顺积极进行”，“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北票即失，我军宜专力固守于凌源、平泉、赤峰三据点”，“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
当时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是采取一箭三雕的做法：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引诱两个部队参加“剿共”；一方面可以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一方面迫张学良下野。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抢先故做作严肃地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