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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封建迷信江湖义气，蒋介石的思想成分是极其复杂的、多元的，任何一个孤立的事件都不足以说明蒋介石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只能说，在蒋介石这个大独裁者身上，集中了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沉淀之后的全部的糟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才在中华民族的乱世之秋逐渐成为当时国内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才在人民革命的新浪潮中被冲击、荡涤，最终被淘汰，成为一个腐朽王朝和没落阶级彻底消亡的显著标志。
第十一章“攘外必先安内”
1．二次下野
1928年10月，胡汉民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如果没有胡汉民，蒋介石是很难制服群雄，登上权力的顶峰的。
在蒋桂战争中，胡汉民帮助蒋介石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蒋冯战争中，又帮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争，胡汉民帮助蒋介石打垮了联军，使扩大会议倒台。除此以外，胡汉民还曾亲笔写了《阎逆背叛党国的罪恶之剖析》、《集俯恶反动之大成的阎锡山》等讨伐阎锡山的檄文。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胡汉民在南京替蒋介石撑腰，“早上四点半起身，晚上十时或十一点睡，对于任何事情，都想尽其心力去料理”，蒋介石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因此可以认为蒋介石独裁地位的建立，胡汉民是一个主要的帮凶。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得意志满，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就是说，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了。因为根据建国大纲、由总统任命五院院长并统率之。而这时，胡汉民对蒋介石的企图却不支持了，他见人就大发牢骚，说他虽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而实际上：“我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机器罢了。”原先胡汉民是想蒋介石像土耳其的总统凯末尔那样，在带兵打败希腊之后，经常住在风景区，醇酒妇人，把国事大政交给他的副手伊斯默，蒋介石也能带着宋美龄到各地闲游，把大政交给胡汉民。而结果，蒋介石是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最后一定要蒋介石点头才行。胡汉民回国路过香港时，他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性，认为胡人宁必无好结果，邓曾以竹笼内装小黄雀送给胡汉民，意指日后胡汉民的下场将是“笼中小鸟”。胡汉民对蒋介石想作大权独揽的总统加以反对，在193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力持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与吴稚晖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开幕词》中指责当时“军事影响”和“用人不当”，还举了一个譬喻：“在欧战的时候，法国有一个飞机师，驾驶飞机的技术非常高明，在战斗时，历次都把德国的飞机战败了。一天他回巴黎，巴黎人士对他自然十分钦敬，便在车站上举行盛大的欢迎。当时有一辆迎他的汽车，请他上车，他以为开马达总是他的拿手戏，便要求自己开车。于是他从飞行家的资格秉着在天空中纵横自如的开机法，开他所坐的汽车，横冲直撞，一下将汽车冲人欢迎的人群众中撞死了五六十个人。其余的欢迎者，不好如何责备他，只好劝他快停下来。言下之意，你蒋介石就是这个飞机师，这个开汽车的任务应由我胡汉民来干。可是蒋介石却根本不理这一套，反而在1931年2月28日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关在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就能通过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先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又和孙科秘密联系，决定发动反蒋。蒋介石发觉各方对软禁胡汉民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就急忙大请立法委员们吃饭，想以此疏通感情洞时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蒋介石请孙科吃饭，席间宋美龄十分殷勤，不断地给孙科夹菜、劝酒，并以亲戚的口吻说：“我们是自己人，他（指蒋介石），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指孙科）多多帮忙，不要见外。”同时蒋介石又动员“四老”（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拉拢孙科。孙科一下子竟跃为时局的中心人物，政治上抬高了身价。
1931年底，粤方即国民党4个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为主要理由，公开弹劾蒋介石，并列举了他种种独裁事实。这个通电是第一炮，接着由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分别通电响应。反蒋序幕一拉开至5月下旬，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东，并由他们邀请汪精卫来参加。5月27日，旨在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正式开幕，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会集一堂，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宁粤分列的局面。非常会议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意来反对蒋介石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之一。非常会议发表了宣言，认为蒋介石“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对反蒋活动“咸施以诈术与暴力，必尽去之而后己”，为此“惟有以革命之手段，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28日，又表发了《国民政府宣言》说：“蒋中正借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以致海内骚然，重劳讨伐，国民政府乃复于广州宣告成立。”同时，发表了《国民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认为蒋介石“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还发表了《国府委员就职通电》，大骂蒋介石“背党祸国，罪状昭著”，“一日不去，党国一日不安”，提出“同人等爱于径日对蒋介石发最后通告，请其于四十八小时即行引退，勿以一身为党国梗”。孙科、汪精卫还分别发表了通告，孙科主张“一致倒蒋，重建党国”；汪精卫更认为蒋介石“众叛亲离之势已成了，土崩瓦解之期将至了”，“他生平只知有他个人，不知有党，不知有国，不知有同志，不知有国民，只知有利于他个人。不但谁反对他，他要剪除谁，就是要帮助他的，他也要起疑忌，也要收拾”。这次非常会议可以说是集几年来全国文武老少的反蒋分子为一堂了。全国舆论，对软禁胡汉民事件都不以蒋为然。非常会议的政治攻势很猛，蒋介石处于不利的地位。当时对蒋介石来说，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国际地位，又影响他集中力量去“剿共”，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更有可能使北方、西北、西南各地军阀对他发生动摇。以后，“九一八”炮声响了，全国人民的忿怒更首先集中于蒋介石的专打内战而不抗日，他的所作所为成了众矢之的。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把他的“总统梦”做到底，早在1931年初就开始拼凑文武两套人马。文班子负责筹备国民会议，武班子负责“围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而且在同年5月由他一手操纵的国民会议上，利用表决机器，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并“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约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又规定，五院院长及各部长的人选，都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这样一来，实际上蒋介石这个“主席”的权力已经同总统的权力一样大了。
然而，在各派反蒋政治力量的一致攻击下，蒋介石虽然当上了不是总统的“总统”，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分析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决定一方面派人与反对自己的政治派别谈判，期以从中分化瓦解，另一方面，他决定以退为进，假装让步，甚至不惜在必要时再次下野。他先派吴稚晖等人到香港进行摸底，然后让蔡元培这个在各派力量之间比较超然的大员和过去与胡汉民及两广都有关系的陈铭枢为正式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由，建议在上海举行一个“和平会议”。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决定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等人为代表，携带他给汪精卫等人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请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