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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她从一座桥上往下望时，水里漂浮的那许多纸片着实令她感到费解。“夫人，这是此地禁止游泳的告示。”三一学院的院长威廉·休厄尔向她解释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剑桥是一座卫戍城市，护士们住进了学院，战地医院设在板球场上。不久，礼拜堂里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举行令人悲伤的追思祷告了。到1918年11月11日圣玛丽大教堂敲响宣告停战的钟声为止，仅剑桥就有2000名学生阵亡。回想20世纪20年代的情形，仿佛爱德华时代又回到了学院—永远年轻迷人的鲁珀特·布鲁克的精神，美人和智者围聚在他身边，在那个撑船比赛、五朔节集会和奶油咖啡的世界。
两场大战之间的剑桥大学是一个快乐优雅和自由辩论知识的地方，代表人物有罗素、凯恩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得到大力发展，学生戏剧和道德科学俱乐部或所有俱乐部中最高档的使徒俱乐部等辩论协会也很人丁兴旺。希特勒的上台让这些和平年代的争论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及其朋友约翰·康福德就属于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的年轻的剑桥大学志愿者，阵亡时书包里还装着《资本论》。1933年后，很多大学生和教师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惟一值得钦佩的选择。国王学院的院士、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时还是共产党员。不光是克格勃在剑桥大学这个优秀环境里征召像吉姆·菲尔比和安东尼·布伦特这样的著名间谍，英国情报部门也在那里为它的密码破译小组找到了杰出人才，首先是数学家艾伦·图林，他为破译德国国防军的密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仅仅在1938~1939年就有近4万犹太人逃亡到英国寻求避难所。他们中有一位是来自蒂宾根的18岁的戈特弗里德·埃伦伯格，他以杰弗里·埃尔顿的名字在剑桥大学成为英国最重要的都铎史历史学家之一。在希特勒时代，只有1/10的避难申请者被英国接受，这是限制性英国移民政策的结果。大学援助委员会是个于1933年开始工作的援助组织，当时在它的帮助下，首先是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在剑桥大学找到了避难所，包括维也纳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他于1947年建立了享誉全球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因为他对事业的毕生追求—对血红蛋白的研究，佩鲁茨于1962年和他的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荣获诺贝尔奖。
今天穿行在剑桥大学，几乎在所有的学院都能看到二战阵亡者纪念碑，单在彼得豪斯学院这样一所小学院里，纪念碑上就刻有60个名字，而三一学院有389个。1945年后废除了在夜色降临后上街必须穿长袍的规定—大变革前的一个小信号。学生人数剧增，从不足6000人（1938年）上升到1。2万多人（1984年）。今天剑桥大学共有31所学院，约1。7万名学生。新建的学院里有些是纯粹的研究生院—达尔文学院、沃尔夫森学院、克莱尔学堂。渐渐地，剑桥大学大大超出了市中心。这一发展始于1934年新建的大学图书馆，到20世纪末就在城西出现了一个新校区。自然科学在那里占主导地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1959年夏天，剑桥大学举办了一场引起轰动而且至今仍被援引的讲座，虽然讲座内容早已不新鲜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斯诺是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和作家，他埋怨自然科学家缺乏文学教育，人文学者对热力学的第二原理一无所知。他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增长，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一理论尤其在剑桥大学引起了盛怒。数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不正是最好的反证吗？当时的文学史泰斗、唐宁学院的利维斯教师成了斯诺最无情的对手，但他的辩论早就过时了。计算机技术和遗传技术代表着社会的重大变化，然而文化界官员们对此知之甚少。
不过，剑桥大学的思想精英比英国的其他思想精英更早地适应了这一发展，这不光是体现在创建丘吉尔学院一事上。1970年，由三一学院发起的科学公园成了高技术研究和经济、“市镇”和“学袍”之间的催化剂。剑桥大学以研究自然科学为主，但也没有丢弃它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传统优势，它的工程系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学院—工学院。这一切发生的背景都是那些只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看做古老的教育精英的高校政策。牛桥的目标是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商人—撒切尔政府从萧伯纳的名言中得出了惨重教训。大学也应该遵循新的商业化的优先政策，从而引进了效率检查、产品证明，大幅度削减了政府补贴。人员众多的导师制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工党政府也对牛桥继续推行节约成本和适当惩罚方针。托尼·布莱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两人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对培养他们的这种大学精英原则结成了近似弑父的同盟。工党理论家们不是改善国家的教育制度，而是非难私立学校的优势。尽管如此，面对私立学校仍然比例过大的47％，剑桥大学在1999年还是成功地将国立学校的新生比例提高到了53％。它执行一种尽可能是精英阶层的入学政策，坚持既促进机会均等又不放弃遴选成绩优异的原则。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高校教育的大众化和平庸化只能对埃诺尔·安南这样的牛桥捍卫者为精英大学辩护的“龙生龙凤生凤”辩护词起到支持作用。这位英才，他以看似无政府主义的风格对待现实问题，顽固地展示他的高超辩术，于1998年举办了剑桥大学抒情诗竞赛。为了赢得自18世纪以来颁发的以彼得豪斯学院的一名院士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布朗男爵奖章，他必须作诗两首—一首以“因特网搜索”为题材的古希腊语颂歌和一首论克隆技术的拉丁语诗歌。
剑桥大学的辍学率是全英国最低的（英国为1％，而德国为50％左右）。当大学陷进一场财政和自我认知危机时，城市及其周围却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繁荣。1970年在东北方向的城市边缘创建的科技园就是这一“剑桥大学现象”的象征，它是由三一学院的财务主管约翰·布拉德菲尔德倡议创办的，这块地皮从1443年以来就属于三一学院。他计划建造一座美国模式的科技园，供有创意的公司在这里从事科研工作，将基础研究和经济实用、工业和大学联系起来，使双方都有利可图。今天，剑桥科技园有近70家公司，是英伦岛屿上最大的信息技术和生命技术集聚地。而这块50公顷的场地上，绿树掩映，亭阁点缀，更像老年人的休假胜地。如果你对Abcam、Xaar和NAPP公司的实验不感兴趣，也可以将这整个科技园当做一座苗圃来欣赏，因为经验丰富的动物学家布拉德菲尔德博士还有第二个抱负—在一座座实验室之间种上各种各样的树木，就像字母表里的字母一样，从槭树到雪松，应有尽有。
剑桥科技园是英国（只在苏格兰有个斯特拉克里德科技园）的第一个科技园，在它未建成之前出过一系列小小的倡议。在美国硅谷的10多年高科技繁荣之后，剑桥周围也建起了高度专业化的小公司。它们的创办者多是一些年轻科学家—牛顿的后辈们，他们宁愿自己干，也不想接受薪水很低的教学任务，他们是撒切尔夫人极度扶持的高科技试验家们。万维网的发明者物理学家蒂姆·贝纳斯欣罹褪墙Ｇ糯笱П弦瞪⒐氖孜灰蛱赝谕蚋晃獭utonomy信息管理公司的创办人迈克·林奇，也是剑桥大学毕业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剑桥大学范围内已经有400多家这种公司了。硅沼成了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典型例子，也是全地区经济繁荣的榜样。
1987年，圣约翰学院在科技园对面创建了一座自己的研发中心。这一未来技术和数百年大学传统的结合，其影响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索尼、奥科维提（Olivetti）、微软，以及后来数不清的工业革命的全球性企业如今都在硅沼设有研发中心。如果不是这里，哪里才是21世纪欧洲的尖端科技中心呢？今天，剑桥周围有公司将近1500家，员工近33000人。几年来，剑桥郡一直就是英国发展最迅速的伯爵领地。《独立报》1999年写道：“这座大学城（gown…town）已经成为一座繁荣市镇。”然而这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交通和住房问题。
每天有4万人开着汽车从附近的村庄来剑桥上班。那里上下班高峰期时的交通堵塞�